全国政协建言“一带一路” 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出台，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系列务实合作结出早期果实，两年来，全国政协针对“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任务、机遇和挑战等具体问题，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的专题性研究，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完善与实施积极建言献策。

　　本刊记者郑玉婷

　　向东，是大海；向西，是新途。

　　“一带一路”战略蕴含着商机无限：幅员辽阔，GDP总量约2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沿线国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大多属新兴市场国家，同我国的贸易需求十分旺盛……不仅为我国企业发展搭建了更大平台，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如何让中国企业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走出去，共享互助共赢的成果？全国政协一直在关注并推动着，组织委员到北京、海南、浙江等地以及海外开展了一系列深入调研，为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言献策。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企业带来许多变化。

　　在海南——“‘一带一路’战略给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了新机遇。我们既要积极走出去，与国际优质旅游资源对接，也要加大引进来的力度，实现国际旅游岛在人才、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国际化。”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说。

　　在新疆——“2013年集团开始和巴斯夫公司合作，第二年就将产品通过铁路发到了德国。现在，美克集团开始从德国向新疆发货。”全国政协委员冯东明说。

　　市场开拓初期，既有鲜花，也有荆棘。

　　今年6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实地调研前，邀请到外交部、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召开座谈会，了解到大量宏观背景数据。

　　一些调研结果让人欣喜：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总体数量和投资额度逐年增加，占比持续提升；一些调研结果让人担忧：产业多集中在传统领域，产品附加值低，占据产业链高端的比较少，应对外需变化、汇率变动、贸易摩擦、国别风险等风险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谈及当前对外贸易格局，全国政协委员张小济用“失衡”来形容其不足。“我们很多干部一讲对外开放，就是出口，这种观念不转变，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很难有新突破。”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刘晓榕曾随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就边境经济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边境经济合作区、开发区和高新示范区功能定位重叠、发展后劲不足。他建议，进行有计划的淘汰、合并，并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政策优惠和法律保障，从而以边境合作区为依托，进一步加强跨国产业链建设。

　　“古代丝绸之路怎么形成的？它源于当时商品贸易的需求。今天看来，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在刘晓榕看来，“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立体的开放战略，要统一布局，还要顺势而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设想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

　　在全国政协委员江南看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能把国内原来所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等经验照搬到国外，只有在技术、品牌、管理、人才、服务等方面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走出去的企业只有重视为所在国的经济、民生作贡献，才能真正在当地扎下根。

　　 构筑全方位政府服务平台

　　“阿里原来计划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因为沪深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规则不允许我们这种创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最后只能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在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介绍阿里国际化战略时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袁亚非表示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他在今年的一次国际产业并购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袁亚非说，十年前，我国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拿不到钱，有外国人愿意投，但国内有限制性规定投不了，没办法只能做出个VIE(协议控制)框架去国际市场融资。国内资本市场要充当本土企业走出去的“弹药库”，真正形成风险定价的市场，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必须有大的改变。

　　大企业有大的难，小企业有小的苦。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痼疾。“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的“保驾护航”。不少政协委员建议加码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力度。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就在提案中写道：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必需的支持和保障，国家对于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创新应给予鼓励和支持，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钱的问题，只是政策支持体系的一个方面。

　　构筑全方位的政府服务平台，是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多年来的呼吁。

　　“我们在1995年就已经‘走出去’，2000年被打回来，2000年初又‘走出去’，2010年又被赶回来。所以，要想得到对方的认可和配合，国家要在政治层面上创造条件，否则企业的风险就太大了，‘一带一路’也就只能是一个概念。”左宗申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褚平说，现在，我国对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要比引进来的政策支持力度弱一些，一些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要比对非公有制企业大些。“这既有传统认识上的影响，也有企业发展阶段上的原因。比如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大、体量小，具体支持政策落地缺少有效抓手。这要求我们要创新、细化政策落实的手段。”

　　有些规定与手续，成为企业在海外发展的“绊脚石”。

　　全国政协委员达娃顿珠看到，有些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很强，但推进速度却因为所谓的国内手续问题而受到限制：“原来对外投资的审批，由发改委、商务部两个部门管，现在改革了，但还有些尾巴没改完，比如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项目还要审批、两头备案这些规定的现实意义不大，只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有些相对薄弱的环节，则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制度设计、政策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郑跃文建议，鼓励企业“走出去”需要建立一套法律法规和服务体系。

　　“应以高质量利用外资成果促进我国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徐振寰建议，“十三五”期间，应通过议定双边联合行动纲要和商签双边、多边及区域次区域自贸协定等方式和平台，助推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追求社会效益。”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表现在它的经济层面，而国家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之中，以及对文化的传授和文化所起的影响等方面。应通过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商业环境，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注重软实力的运用。

　　 抱团互助争取共赢

　　团结力量大。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发展仍然处于起始阶段，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近邻韩国、日本，最初在探索海外投资时“抱团”发展的经验就很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张宪一说，国内多家民营企业规模较小，走出去必然将遇到各种困难与风险，但仅靠单打独斗很难渡过难关。他建议，民营企业可以尝试与国外当地企业合作，借助他们熟悉当地政策、法律、市场环境等天然优势，来降低风险，在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后，再寻求独立发展。

　　商会的作用不容忽视。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在江苏调研时发现，苏州工业园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得益于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每年定期跟进的高级交流机制，以及商协会的协调。全国政协委员范集湘说，我国许多驻外使领馆都在所在国牵头成立了中国企业商会。但也有问题存在。范集湘说：“商会常态化活动还不多，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需要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运作机制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国内企业之间的相互配合也很重要。

　　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冯军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早在2011年，他就倡导并联合国内十余位在各行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搭建国际化发展的平台。按照冯军的设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舰队：中型企业站在第一排，大型企业在第二排，小企业排在最后。站在最前排的中型企业应该是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企业，而不是以创造利润为核心的企业。

　　企业发展的能力，是国家能力、政府能力、企业能力、中介服务能力四位一体，最终体现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三个维度的协同。

　　范集湘说：“一是外部性，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要系统化、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二是内部能力，特征是企业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三是企业之间的配合能力。行业龙头企业与行业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重要。”

　　如今，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着眼长远，以邻为伴，更加注重构建经济边防。委员们认为，当前应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而且是要“兴”双方的“边”，“富”双方的“民”，与邻国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同发展，互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