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呼唤智慧监管
今天，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新经济正在以算据、算法、算力为基础，快速向智能生态的方向演化。全球市值领先的公司，基本上都属于数字平台经济体。而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基本形成了中美G2的竞争格局---全球最大的15家数字经济体，美国10家，中国5家，没有欧洲什么事，更没有日韩什么事。
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优势明显：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以原子的物理空间扩张为特征，而数字经济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时间质量的内涵上。在数字经济时代，比特数据成为与资本和劳动力相并列的生产力要素、成为与石油和电力相并列的能源，以及与物质和能量相并列的世界构成。比特带来的数字经济和微粒社会（The Granular Society），通过数据智能、网络协同、区块链等技术，重新刷新法律制度和治理模式，甚至在重新规定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技术革命，像这次数字技术革命那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个体的灵魂链接起来，如此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以罕见的直接颠覆或者刷新生产关系。
这是一个蕴蓄着无限可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比特烤麸（CAUV）的时代，经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complex）、更加混沌（ambiguous）、更加充满不确定性（unpredictable）以及更加脆弱不堪（Volatile）。美国精致的进步主义和粗糙的保守主义的结合与平衡，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民粹主义，国际治理结构面临的尴尬，英国的脱欧，欧盟东西与南北的撕裂，中美因贸易摩擦可能引起的多方面的摩擦冲突，都只是过往格局表面的融冰瓦解，其背后潜沉的，是数字经济和微粒社会带来的土崩涌力！数字经济与微粒社会，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人类灵魂链接方式的颠覆式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要求重新塑造世界，要求人类回到初心重新出发，要求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脱胎换骨。
在这样的大势背景下，中国在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巨大挑战。2018宪法修改以及国家机构的全面刷新，奠定了与“四个伟大”相匹配的组织架构，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了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一个国家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关键不在经济本身，而取决于国家治理转型的能否成功，其中的核心因素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2008年的半个世纪里，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只有13个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取决于总书记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取得落地生根，能否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需求匹配兼容。中国治理现代化进入了到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讨论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智慧监管，正逢其时，有几点认识参与分享：
1.智慧监管，审慎监管是硬道理。数字经济的发展是颠覆式的，智慧监管必须彻底摆脱传统监管对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的路径依赖，藉此打造一个更加审慎包容、激励创新的营商环境，这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确立智慧监管的当务之急。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减免税收、放松管制，是各国政府刷新营商环境的必由之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上宣布，行政监管属于“盗窃式的税收”，他承诺美国政府今后将进一步加大放松管制的力度，联邦政府每新制定一部行政法规，就要首先废除两部！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总局，其核心职责应当借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定位---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尽可能减少设置行政审批，最大可能减少一个人生病，所有人吃药的尴尬。
2.智慧监管，离不开数据智能。数字时代与IT信息时代的最大区别是：IT时代是利用数据决策，而数字时代是数据智能自主决策。阿里天猫双十一，24小时产生1682亿的交易量，每一秒可以实现25万笔的支付峰值，全靠数据智能在支持运转。数据智能中不仅包含技术，而且包含了规则的执行，算法中也包含了价值观。行政机关的智慧监管，必然也要逐渐升级为数据智能监管，快速、便民、没有“运用之妙存于一心”的人工干预。
3.智慧监管，离不开平台治理。平台经济的主要治理方式是平台治理，而平台治理，主要是依托平台规则和数据智能。当前，平台治理的法律效力，主要是通过平台规则的契约式，随着数字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和平台公共性的增强，平台治理的法定性问题亟待依法确立。国家需要通过数字经济方面的立法，明确平台在市场准入、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平台惩处措施的法定效力等方面的规管权力和职责，同时，应当坚持平台的避风港原则，避免无原则地扩大平台的义务和连带责任，警惕杀鸡取卵的监管思维，避免劳动合同立法曾经出现的事与愿违。
4.智慧监管，需要协同共治。新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在市场监管的运行机制上，需要实现椭圆式的运行模式，行政监管与平台治理需要实现有机链接。在法治统一、执法机制、数据共享、算法原则和伦理上有机衔接，清晰定位，厘定职责。在此方面，阿里巴巴平台积累了丰富的与行政机关协同共治的经验：大数据打假“云剑联盟”已覆盖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海南、广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13个省市。面对线上线下庞大的商品交易体系，阿里巴巴通过解析所拦截的涉假商品链接、被揪出的售假卖家和权利人、消费者投诉举报等信息，对涉假商品、售假团伙做溯源追踪，绘制出这些团伙的线下分布地图，并提供给公安机关、市场机关机关进行线下执法打击。 “红盾云桥”协作项目，通过建立日常协调机制、电商数据共享机制、监管执法协作机制、人脸识别实名认证机制、电子商务诚信机制、网络商品质量抽检协作机制等多项机制，开通大数据交互平台，实现大数据的相互校验、政企协同联合打假、网络消费维权协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市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有利于实现大数据驱动下的智慧服务、精准监管，推动网络新实体经济健康、规范、有序发展。
5.智慧监管，需要大格局的法律制度加持。G2的数字经济竞争格局，正在由技术和产业竞争，升维为立法和政策制度竞争，各国政府正在世界舞台上PK治理能力和公信力。美国的减税、放松规管、贸易政策等措施，甚至是制裁敌对国家的安全举措，无不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相关政策、利益（股市、汇市甚至具体的公司治理），产生直接影响。目前欧盟的GDPR和美国Cloud Act都在确立各自的制度话语权和域外管辖效力。中国需要制定自己的数字经济立法，确定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框架以及数据利用、数据安全和数据伦理的基本原则、规则，并在平台治理、人工智能、区块链、算法公共政策等核心领域建章立制。这样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具有全局意识的努力，一方面可以全面升维数字智慧监管，促进其产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化解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可能带来的系统系风险；另一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对冲来自欧美的域外制度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