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外交荒唐事:强迫非洲人接受红宝书

14.05.2015  20:35

前外交部长乔冠华(资料图)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才情人生》,罗银胜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批评,别人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然后说: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细细推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 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守坐在总理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不应有的坏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