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明与公民道德
文明是外在的，道德是它的内涵，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道德的提升为前提的。旅游文明行为来源于公民日常道德修养的积淀，是公民道德在其旅游行为中的外化。没有万千大众道德水平的提升，所谓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旅游者与公民
旅游世界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崭新世界，旅游世界总是与生活世界的一种暂时的隔离，所以可以说旅游者是游离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人，是脱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人。
“公民”一词源于古希腊的雅典。汉语中原本没有“公民”一词，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西方传入。虽然现代教育已推行多年，但真正的公民意识，还没有在民众中完全建立起来。
一个人出门旅游之后，他就成了“旅游者”，旅游者就应该有旅游者的社会责任，如旅游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保护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施，遵守旅游秩序和安全、卫生管理规定，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尊重旅游从业人员，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应当依法维护权益，不能擅自滞留旅游客运工具或者经营场所。除了上述法规层面的义务之外，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所谓旅游文明，是指在整个旅游产业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能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指旅游的主体——旅游者，同时也包括旅游经营者。旅游文明行为来源于公民日常道德修养的积淀，是公民道德在其旅游行为中的外化。
早在2006年10月，国家旅游局就与中央文明办一起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其实，这些指南和公约，距离一个文明社会对旅游者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更高标准的文明要求，是每一个现代旅游者所应主动践行的。
二、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根源分析
游客不文明的行为表现广泛，它主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表现的介于适当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对旅游地资源、环境、居民、其他游客甚至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路边长椅上脱鞋脱袜、违章露营、违规拍照、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举止不当，不尊重旅游目的地的风俗习惯，凡此等等，都属于旅游不文明行为的表现。那么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一）文明与道德的关系
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文明行为，成就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人类从荒蛮中走出，一步步走向更高级的文明，这是人类告别动物性走向神性的必由之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明还应是每个公民自觉的行为，不待他人监督，无需舆论夸赞，它是一种心底自律的行为，是公民对道德自我期许的结果，是公民对道德发自内心去追求的人生境界。从日常生活中公交车上的让座、公共场所的排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物，到主动关掉他人忘记关掉的水龙头，关掉天亮了还在发光的照明灯，再到他人遇困时的挺身救助，都是现代文明人所理应自觉担当的社会义务。而道德水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道德的崇高境界是“博爱”，也即墨子所谓“兼爱”，儒家的“泛爱众”。爱没有圈子，没有范围，普施天下，惠及万方，广及万千大众。对此，现在多数人一时还做不到，但却应该成为整个人类追求的目标。文明是外在的，道德是它的内涵，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道德的提升为前提的。没有万千大众道德水平的提升，所谓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我国公民道德弱化的主要原因
深究中国游客旅游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还在于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2014年9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尔代夫时对中国驻马大使王福康说：“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要讲文明，矿泉水瓶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一个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文明大国，居然还要国家领导人来公开教育国民要文明出游。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圈层观念绵延久远。虽然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种道德是以个人为中心，依据血缘的“差序格局”来处理道德关系的。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从自我，到父母兄弟姊妹，再到家族，然后是村社……越远越淡，人的亲疏远近的圈层观念，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当今公民旅游出行中的不文明行为，是圈层观念在旅游中的表现。
其次，道德重建仍然没有完成。明清时期，“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作用日益显露，反对的呼声也渐渐响起。晚清以来，受西潮冲击，传统解体，诸种道德礼仪也随之远去。“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四旧”的同时，新礼教、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却没能得到重建；后来又经历了“文革”的冲击，“讲卫生”是资产阶级情调，“守秩序”是缺乏革命精神，道德文化领域几乎成了真空。与此同时，旧有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标准的道德观念，依然被不少现代人因袭遵循。文革中几乎人人都会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越来越多的人就慢慢养成了大大咧咧、随随便便的习惯，效仿这种所谓的英雄气概。中国公民多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调喧嚷，大声喧哗，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者，几十年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多少年来，我国教育中问题最多的就是德育。我们教育孩子从小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生。但却对日常生活中的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与社会打交道等都付之阙如。结果是培养出了一批道德上的伪君子，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培养出了许多口头上一套一套的瞻之甚高，但在行为上却一塌糊涂践之甚低的小人。去年北大前党委书记任彦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是用的时间最长，开设课程最多，投入精力、物力、人力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还有，腐败分子道德败坏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近年中央反腐让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背后却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这些腐败分子一步步走来，渐渐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当其行径被查处后，官德的败坏对民心冲击极大，它让人们普遍感到，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此心态，又怎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呢。
最后，公民缺乏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能力。长久以来，社会对个人的“掌控”太多。国人往往形成了一种被人管束的心态。小时候在家有父母的管教，上学后在学校有师长的管控，工作了在单位则有领导的管理，而从来就没有自我对自我的精神管束，自己对自己渴望做一个现代文明人的道德超越。这样一来，旅行在外，眼前没有了父母的千叮万咛，没有了师长的耳提面命，没有了领导的督促检查，眼前都是陌生的面孔，于是人性中丑陋、卑劣的一面自然就暴露无遗。
对此，我们既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药方，又应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借鉴。既要提倡传统文化教育，又要官员率先垂范、媒体多方参与、教育切合实际，假以时日，一个世界旅游文明大国的形象应该会出现在世界面前。（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