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以文化研究所名义从事间谍活动

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文电译文电子档案

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内景（此照片由郑州市档案局提供）

《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曾留学日本多年，他对二战时日本人在情报方面的搜集能力大为感慨。

“现在日本人很重视情报，因为它可以为日本企业的商业贸易、商业往来、商业谈判提供各种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最佳判断。”方军告诉我，日本人重视情报的传统从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中国作为头号目标，学术界、情报界、商界、军界纷纷抽出人力、物力、财力研究中国局势。担任过清朝公使书记官的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后记中感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军事上的情报尤甚，以地图的测绘为例。地图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了如指掌。明治维新后，日本便积极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大批日本浪人到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实地绘制的作战地图，使得日军在甲午战争时节节胜利。

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航拍，几乎覆盖了中国全境，航拍的内容非常细致，并且标有精细的经纬度和拍摄日期，城门、机场、交通枢纽等战略要点也一一标注。在此基础上，又派遣大量间谍，携带测绘器材，对航拍照片实施校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令人不由得发出“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