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些罕见现象：不选出袁世凯当总统不准离开
图为民国初孙中山与共和党本部成员在建筑物前合影。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共和党为民国初年的政治团体，总部设在北京，黎元洪为理事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清帝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历时数千年的帝制时期，开启了共和时代。历史似乎为近代中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历史的进程却不似许多人当初的期望，中国的发展没能走上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之途，却开启了军阀争斗、武夫治国之径。其间之得失经纬，向为时人和后人关注。
在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党勃兴可谓其突出表现之一
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落入北洋系军事首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多年从政的政治经验、圆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脉关系。
袁世凯当政之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专制趋向，但此时革命的余波仍在荡漾，革命党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握有一定的权力，责任内阁制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刚刚实行，舆论开放，思想活跃，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在这种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党勃兴可谓其突出表现之一。
“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
民国初年的党派数量众多，但这些党派提出的政纲多数趋同，其中提出最多者为“振兴实业”与“普及教育”。在这些党派中，组织与纲领比较健全，比较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党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会及由其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和代表前清立宪派、绅商、有产者利益的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由上述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
民国初年的政党数量虽多，然其实际多半为利益之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之结合。细究民初各党之政纲，几难以分别其间之差别，而且政纲表述虚化，语意含混，解释各异，难以付诸实践。更有许多党派全无政纲可言，而是追名逐利，而且党员重复跨党者甚众，“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正因为民初党派自政纲政策到组成成分均与普通民众无甚关联，因此民众对这些党派的兴衰命运亦淡薄不问。当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之下，这些党派毫无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销声匿迹。
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民国政府体制采行责任内阁制，这也是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个人权力，防止北洋派独占政权而主动采取的举措。1912年4月，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的内阁成立。唐绍仪本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但他当政后，“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为此，袁世凯指使其亲信部下在内阁中不断发难，与唐绍仪为难，使唐的施政备受掣肘。在此情况下，1912年6月唐绍仪被迫离任，同盟会阁员亦退出政府，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的职位很快落到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手中。这不仅标志着革命派基本失去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官体制在军人武力压迫下的退缩，袁世凯成为北京政府的主人。此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于此亦暴露出宪政体制之约束在军事强人实力前之弱势。
民国初年，临时参议院颇为活跃，多数议员对袁世凯的个人专权趋向有一定的警惕，认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并通过各项立法动议，对袁的个人专权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牵制。不过，临时参议院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民初的实际政治格局，袁世凯也从来没有将参议院真正当回事。他对参议院的决议，或者是阳奉阴违，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过参议院而径自行事。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