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城隍庙成预防犯罪、反腐戒贪的教育基地

11.04.2014  12:41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李晓巧

    古代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文化体系。而祭祀城隍的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城隍庙的祭祀和商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城隍庙更是备受青睐,统治者扩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

    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贪腐之人,无敬畏之心,故胆大妄为。在道德教化上,明清统治者恰恰利用了敬畏之心,突显了城隍庙的反腐戒贪作用。

     城隍庙的祭祀、祈祷的功用,以及商业文化氛围

    众所周知,城隍神是古代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灵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护神。早在周朝,人们就开始腊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

    城隍庙主祀城隍,记载最早的城隍祠,是公元239年孙权在安徽芜湖建立的。隋、唐、宋、元四朝,城隍崇拜相当普遍,宋朝李昉在《太平广记》中记载,吴地“每州县必有城隍神”。

    至明朝,据叶盛的《水东日记》记载:“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穰报赛,独城隍而已。”可见,当时各府州县几乎都设城隍庙,而且,地方官员对城隍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神灵。

    譬如南京作为明初的都城,清朝嘉庆年间的《重刊江宁府志》中说:“都城隍庙在府治钦天山之阳,明洪武年间建。”“都城隍庙”即总城隍庙的意思。明初,南京的都城隍庙繁华兴盛。史料显示,明清之际,上海、广州、直隶宣化等地的城隍庙也都相当热闹,有其商业功能。

    清朝钱泳的《履园丛话》这样记载:“惠山王婆墩对岸有汉纪信庙,里人谓之都城隍庙。每年三月廿八日为城隍生日,是日歌乐喧天,游人无数。”即便是不常出门的妇女也可以出来游玩,庙街上摊点相连,人头攒动,游玩购物的同时,百姓还向城隍神焚香叩拜、祈福免灾。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逢正月元宵、城隍寿诞、清明节、七月十五等大日子祭祀城隍的活动,都由官府衙门来举办。有些地区还要举行“出会”活动,即把城隍神和土地神从庙里抬到府、县厉坛,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以驱逐厉鬼、保证丰年。

     城隍庙是预防犯罪、反腐戒贪的“教育基地

    《履园丛话》中《大娘娘》一文记载了件奇事:

    原本很正常的杨氏忽然发狂,某晚,她变作吴兴口音说:“大娘娘,我寻你三十年了,原来你在这里啊!”杨氏的女仆很害怕,就顺着问:“尊神从哪里来?有冤孽吗?”她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怀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内侄为后,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时,竟将绣花针插入小儿脐中,啼哭死,我亦自经。已告之城隍神,不日来捉汝矣。”此后,杨氏更加疯狂,常常哭着打滚,像是被上了刑似的,几天后就死了。

    虽然这个故事很迷信,但是可以看出,在时人的眼里,“城隍神”是具有审案、断案等神权的,他可以追索到人世间的活人,使得在世的活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之心。

    这么“厉害”的城隍神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并无固定不变的神像。宋代以后,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清廉爱民、造福一方的官员去世后,地方缙绅百姓常常会将其入祀城隍庙,世代供奉。

    《水东日记》记载:“陆游尝记镇江府城隍庙,谓自故时祠汉纪信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为为善之报,亦正论也。”因“为善之报”成城隍神,类似阴间的地方官员,可谓是对勤政爱民官员的另一种表彰。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年间曾任嘉定知县的陆稼书在任很有惠政,受到百姓爱戴,“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履园丛话》)。可见,百姓心中有杆秤,这句话说得不错。

    再如苏州城隍春申君,杭州城隍文天祥,泉州城隍韩琦,绍兴城隍庞玉,北京城隍杨椒山,福州城隍周苛,上海城隍秦裕伯……无一例外,都是些赫赫有名的贤臣良将。

    同时,很多城隍庙楹联也都有醒世警世的现实意义,相当于一个“教育基地”。湖北应城城隍庙的楹联是:“为人须凭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烧香点烛;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谨防我铁链钢叉。”上海豫园城隍庙的楹联:“做个好人,心在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还有个很多城隍庙都题的楹联:“作事奸邪任尔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等等。

    细细体味,这些警句对于预防犯罪、反腐戒贪都具有道德教化作用。

     朱元璋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以此反腐戒贪

    史上把城隍庙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水东日记》记载:“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如此,城隍神享受的不就是人世间官场的“政治待遇”了?

    明太祖就是这个想法,他要求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要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样,还按级别配制冕旒衮服,“统一着装”。不过,到了洪武三年,明太祖废除了各地城隍神的封号,只称“某处城隍之神”。

    洪武四年,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祀其他神灵,“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有小说家说因为朱元璋是出生在土地庙里的,所以他对土地庙及其“上司”城隍极为崇敬,其实,这是太小看明太祖了,戏说而已。

    历史上的朱元璋是个善于借势发力的皇帝,他“拔高”城隍庙地位的初衷正如他的剖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这才是一个精明政治家的真正心思!

    明朝形成了一个官方惯例,“新官赴任,必先谒神(城隍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这是否就相当于签“廉政责任书”?并且,祝祭之文以及礼仪程序,都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制订。

    明太祖一番爬梳剔抉、发扬光大,“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清朝对于城隍神的祭典,基本上也是承袭明制,“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

    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重看城隍祭典?当然最主要是为其统治服务,期在约束驾驭各级官吏,维护“家天下”。尽管祭祀城隍有迷信的成分,尽管封建时期依然存在屡见不鲜的贪污腐败、行为失范现象,但其反腐戒贪、弘扬正义的世俗“担当”,也对吏治,乃至于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