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梁济之死与无用之用
梁济 (1858年—1918年)
■ 杨念群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之死,引发各方议论。
——编者
民国代清而立,按古时说法叫“鼎革”,可到了民国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称“革命”,明末前仆后继嗜死如怡的悲烈场面却并未重演,满朝文武个个缩头惜命,没有一个为大清殉情而死,这让一个晚清小吏很焦虑,于是他准备了七年,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满纸说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这名官吏即梁济,他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济系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梁济写的标签文字明确说自己的行为是“殉清”,却又加注说“殉清”只是个说法,实际上是殉“中国”,殉“文化”。这积攒了几年的“绝命书”叠加起来真是义正辞严,让人觉得陈情殉死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理由似乎相当的充分,却也飘飘渺渺地把死的涵义给神秘化了。于是当死亡展示在积水潭终于完成后,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舆论哗然,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青年》这类好打笔仗的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陈独秀、徐志摩、林毓生这类文坛精英隔空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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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议论梁济之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扣个效忠末朝孤儿寡母的帽子,贬笑他白白搭上一条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脸的嘲讽,故宫都成博物院了,“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过没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二十世纪还来展演明末殉节的死亡行为艺术,岂不是傻到家了。
陈独秀倒是性情中人,说梁济虽然有守旧的嫌疑,但遗书中针砭民国时政却是犀利到位,有真诚纯洁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满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圆通派”。
其实如不限于刻板的革命家印象,独秀的真性情一点不显突兀,徐志摩的话可以为他做点注解。徐说梁济自杀的真实原因是觉得民国建立缺乏信义,使得人不能成为人,国不能成为国,在这个缺乏信义的时代,还不如死了拉倒,此话倒也不虚,例如有人就说溥仪被赶出皇宫,违背了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例,没有契约立国的理想。
当然,徐诗人向时人喊话的腔调拔得有点偏高,嚷嚷起来尽显慷慨之态,如说,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他举了文天祥和黄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旧人物。拿他们和遗老新少比,是争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如果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的失败,这希望太过奢侈。结论当然是“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私下以为,他比梁济儿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的辩护仍说他老爹人格伟大,但知识落伍。也有性情温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实实地说梁济的儒家思想过时了,因为儒家是皮,没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个没用,这话说得虽然实在,却满嘴唠叨的还是实用的哲学观,和儒家早已变成“游魂”的说法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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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而无用”树挪放在广漠的田野,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有用”的机会
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顶徐诗人,因为在所有的评论中,他的观点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实道理很简单,除诗人外,所有评价梁济之死的议论都是在算计他的死到底“实用不实用”,都在这个思维光谱里打转,只不过左右移动的幅度稍有差别罢了。他们认为,“知识”和“精神”是同一种东西,可以拿来在科学仪器的标准刻度下反复检视裁量,仔细想想和医生解剖尸体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想到梁济之死的真正意义是要实现一种“无用之用”。
记得每回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都要面对如此弱智的提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每次我都会被问得气急败坏血脉贲张,逼急了难免大声呵斥,“没用就是历史的最大用处”,明知这有语言暴力嫌疑的断喝是硬充好汉,冷静下来还得软声解释,历史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累积,知识的堆积尚在其次,就如“精神”不是实用的知识,不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效果挂钩对接,是看不见的滋养等等。
什么叫“无用之用”?当年庄子与惠子对话,惠子曾焦虑一棵大树大而无用,不但大的树干不中绳墨,小的枝节也卷曲着无法恰中规矩,工匠对它懒得挥起斧头,惠子的心思就如现在的势利小人,满脑子的实用念想。庄子出主意说,既然是这样,那还不如把这“大而无用”的树挪放在广漠的田野,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有用”的机会。这是《逍遥游》里的一个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熟读过。
对庄子的话我们可以稍作歪批引申,树大不中绳墨的寓意是“精神”的境界不一定与“知识”的积累同调合拍,共舞相谋,也不一定非得打成舒适家具才显得物有所值。相反如果把它移放到恰当的地方,它就会无形无声地发挥作用。梁济痛心的确是一种无声的精神提升机能的丧失和远去,已到了必须用抛舍生命去验证其价值存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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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几个梁济这样的人像傻子一样戳在那里,那么越来越有钱的一些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
民国初年,对道德沦丧的忧虑很容易被斥为遗老遗少杞人忧天,激进的革命者鼓励对传统实施打砸抢,革命的正当与鼓励道德沦丧是成正比的,谁对无德之人当道感到忧虑,谁就难免顶上抗拒革命的帽子。梁济的逆流而上犹如扛着无用大树行走在旷野中的愚夫,无非是想为身后之人纳来树下的一片清凉。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小资读者太受黄仁宇史观的蛊惑,黄氏版历史写作远非台湾人调侃的是“史界之琼瑶”这般简单,其内核乃是升级版的厚黑历史观,彰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他的基本意思是,明代是道德感弥漫的帝国,结果只养出了几个只管吃喝玩乐的木匠戏子皇帝,清朝也好不了哪去,只有西人的“数目字管理”立竿见影,最有效也最厉害。我怀疑这史观为国人苟活找出了更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证据,才变得和琼瑶阿姨一样如此流行。可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几个梁济这样的人像傻子一样戳在那里,那么越来越有钱的一些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在这点上我会永远站在徐诗人这边,觉得一两个人格的伟大坚持会带来诗样的灵性。在奢华肉欲面前,也许众人都觉得自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世界马上会美好到让人窒息,那就只当我什么都没说,也只当从未有过梁济这么个人曾经活在这世上好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