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曾冒生命危险保存傅雷夫妇骨灰

　　1966年9月，由于在“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傅雷夫妇愤然自杀离世。傅雷夫妇的自杀，在那个年月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幸有一位傅雷作品爱好者——江小燕，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一个自称“干女儿”的人领走骨灰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搭机出逃英国。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自杀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以如此刚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令人心碎。

　　傅敏说：“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傅雷夫妇的自杀，在那个年月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当时长子傅聪在国外，次子傅敏被送去劳改，保姆周菊娣领骨灰遭到拒绝。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如何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意外，转送永安公墓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字——傅怒安。

　　这位傅雷的“干女儿”江小燕，其实与傅家素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带回消息：“傅雷夫妇自杀了！”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一种正义之感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婉拒傅家人的报答，只求生活宁静

　　江小燕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尾声中，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她“揭发”。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1972年，她已经33岁。“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后来，傅家人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那当初她就不会挺身而出。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她以为，“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顺其自然。我所要的是：自尊，一个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如今我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