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未替彭德怀说话 毛泽东误会《海瑞罢官》
文革游行（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误认为《海瑞罢官》为“右派”海瑞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300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则有严重失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问题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地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等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所以毛泽东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讨论决定。毛泽东之所以不提请中央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某些同志会持异议。当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深文周纳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这在毛泽东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非常愤慨，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