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后的军统女特务现状：一天半包烟（图）

来源: www.people.com.cn

王庆莲现在一个人居住在出生时的老房子里

重庆时代的王庆莲

高兴了抽根烟，不高兴了也抽烟。但是我没烟瘾，一天半包。也不讲究，什么烟都抽。

好多人以为我是在军统里学的。女特务嘛，电影里都抽烟。我是“文革”中间抽起来的。心情不好嘛，天天批斗。就把我丈夫的烟拿来抽，抽着抽着，习惯了。

现在我都86岁了，这个年纪，抽就抽，管它呢。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名。也算晦气吧，就考取了

我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最早，这是我外婆家。

不到1岁，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官，连长什么的。到底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不懂，大起来怕母亲伤心，不敢问。

妈妈那时年轻，二十几岁，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她改嫁了。

读到小学毕业，去考师范，没录取。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过来，生活就全番打坏了。1942年吧，江山沦陷了，房子也烧光了，我继父在重庆，我舅舅也在重庆，家里的生活来源，本来都是重庆那边寄回来的。现在寄不回来，我妈妈、小舅、小舅妈、外公外婆、我表兄弟，生活就很困难了。

逃难回来，我帮人做香烟，收入不多，可以添一点家用。

16岁那年，军统局的东南办事处，设在江山峡口，在江山招20个工作人员。10个打印员，10个译电员。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我妈妈怎么知道呢，我有个表姨妈，她也去考。她大我6岁……也算晦气吧，也就考取了。

我小学毕业，文化低，就报了打印员。那时啥也不懂。就知道去重庆那边，有饭吃。我当然乐意喽。

1943年6月8日到重庆的，大卡车开了半个多月。出门的时候，我妈妈、外婆和我抱着哭，大卡车要开了，她们还跟在后面挥手。

2

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的军统特务，冒险发回来的

20个人，10个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的局本部。我和另外的人到磁器口造纸厂，那是译电科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

那时日本人老是来轰炸，密码本是机要东西，怕给敌人炸坏了，所以放在乡下。我在密本股工作了8个月。

局本部，每年的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为了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的人，殉职的，病死的，照片放起来，开一个纪念会。

1944年的四一大会，我从乡下去局本部开会。乡下生活太枯燥了。密本股属于译电科管的，科长姓姚。我就问姚科长，你可不可以把我调到城里来。

他问我，译电会不会，我说，不会可以学嘛。

我回去没多久，姚科长就把我调到局本部译电科了。

我舅舅王威，是华南股股长。他把我调到我舅舅股里做译电员。可是我舅舅根本不管我是不是亲戚，工作上一丝不苟，做不好，就打回来重做。我是很努力很努力的。

译电科其他几个股，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混进奸细。听说军统局也有共产党员，但想调到译电科，很难。

军统局的一把手，戴笠，戴老板。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8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后来叫机要组。总共10个单位，千把人总有吧。

每个礼拜一上午，戴老板在重庆的话，都要到局本部来训话，讲形势。他站在讲台上，我们站在下面，听几个小时，谁也不能中途走开。中饭就在大礼堂吃，8个人一桌，4个菜，老板也一同吃。

1946年的四一大会，戴老板已经遇难，我还是做招待员。那天上午蒋介石来，他儿子蒋经国也来。蒋介石在台上，话都讲不出来，他心痛啊，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纪律很严。一礼拜只有半天休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晚上10点才下班。

译电有个密码本。比方你是华南股，这个码本就只有你有，其他人都没有。你的电报，交给其他人，都译不出来的。

我们翻译出来的电报，马上转交上去。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的军统特务，冒着生命危险发回来的，比方说，鬼子部队的进攻计划、调动情况，等等，都是机密情报。

规定，我们每天要翻译1500字的电报。工作量非常大。完不成，就要加班。我把分派给我的电报拼命在白天完成。晚上溜出去看看电影，或者去跳跳舞。

军统是不准去跳舞的，我偷着去。虽然可以出门，但不能暴露身份。出去都穿便服。军统人员有个章，别在衣服上，坐公车或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不会用。你用了，就要受处分的。

其实，军统在抗战时，为了情报工作，殉职的人很多的。经常有人今天还跟你一起工作，一起聊天，过几天就不知道去哪儿工作了，再过一段时间人就没了。

我们在译电时，有时也会译到哪里哪里的军统组织被人破坏、有人牺牲之类的电报，心里都会难过。后来有过统计嘛，说军统为抗战一共牺牲了大概有1.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