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兆成：权力不要过多干预，文艺大师方能涌现

　　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3月24日《京华时报》）

　　文化部长的这一席话的确是难人可贵，因为“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这样的一段话出自于一位高级官员之口。官员如果都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自然是善莫大焉。当然这样的论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饱受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临终之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肺腑之言。

　　在我们灿烂的五千里历史中，从来没有缺少过大师，他们如同星辰一般装点着历史的长河。然而，当今，我们面对历史和现实，却怅然地发出大师在哪里的疑问。究竟是什么让当代无大师呢？文化部长和电影艺术家赵丹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是权力的过多干预。

　　笔者对这样的论断深表赞同。在文化领域，我们没有大师，根子出在大学教育上。大学是本应该是文化汇集之所。然而当下，大学衙门化倾向严重，学术水平的高低不是由知识说了算，而是由官位说了算。文化甘愿做权力的婢女，上行下效之下，文化人的脊梁都弯，那么何谈大师呢？

　　而在艺术领域，一些艺术家认为我们普通公众完全不懂艺术，甚至趣味是低级的。并且普通公众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这让真正的艺术也难以得到肯定。相对的，当艺术家们创作时，只有迎合权力者的口味，才能获得具有实际作用地认可，权力所有者也十分乐意培养符合与自身审美口味的艺术家。

　　而最终，这些所谓的艺术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甚至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审美情趣。久而久之，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形成严重对立。如此一来这些被权力干预乃至豢养的艺术家，即便被封为大师，也难以得到真正地认可。

　　所谓大师者，必然有大胸怀、大智慧、大爱。他们愿意将一己的生命投入对民众的启迪之中。正如李叔同说的“度群生哪惜心肝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甘心被权力干预乃至豢养。

　　真正的大师，无需自诩，更无需权力的赐予，只有时间和历史将作出权威的评定。季羡林屡次推却三顶大师桂冠，说：“摘去三顶桂冠，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如此情怀，才堪称大胸怀！倘汲汲于沽名钓誉，陶醉于大师称号，那么只能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