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说南昌“不太好玩”心怀歉意 余秋雨在南昌谈如何做君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1日，近1000名江西政商精英，在江西财智名家论坛百期庆典上，以齐声诵读儒家经典《大学》的方式，欢迎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到来。而余秋雨以《文化的力量与企业家精神》为题，为在座的江西政商精英，奉上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人物名片：余秋雨 ，著名文化学者，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开启一代文风，全世界公认华人社区中最具影响力作家。
什么是文化
不要把人生梯子搁错了墙
“现在文化这个词很热，大家都在谈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一上台，余秋雨就向在座的读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余秋雨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先分享了一个故事。
“贝林是美国最大地产黑鹰山庄的创办人，我曾为他的自传写过序，有过深入的交流。”余秋雨介绍，贝林一开始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标是“展现个性的成功”。其中，第一阶段，他追求“多”，即利润多，产业多；第二阶段，他追求“好”，即吃、穿、住、行全是品牌，甚至是奢侈品；第三阶段，他追求“独”，即一切都独一无二，不可重复，比如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直升机、游艇等。
贝林告诉余秋雨：“当这三个阶段全都实现之后，我还不到六十岁。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聊，甚至觉得连活着都没有意义了。”几年后，在非洲，一个津巴布韦青年背着一位完全不认识的残障老妇人，徒步走了3天3夜，穿过沙漠来向贝林先生领轮椅而未要任何回报，贝林看着这个青年独自向沙漠深处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为有钱才能做慈善。他让我明白，我这一生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顶上才发现搁错了。”
余秋雨说，现在，贝林成天在世界各地，为残障人士提供方便，早已没有一丝无聊之感。“这是一位六十岁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终目标的大企业家。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余秋雨说，虽然文化有很多定义，但他理解的文化就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
因此，余秋雨提醒江西企业家，不要把人生梯子搁错了墙，不要等爬到顶上才发现搁错了，要用爱和善的文化去塑造企业家的精神，沉淀企业员工的集体人格。
文化优势
先贤教我们做君子不做小人
余秋雨谈到，他觉得一个做企业的人，一定要有君子胸怀。“我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当院长时，另一家学校出事了，而这家学校是我学校的竞争对手。看着竞争对手出事，我居然有点开心，这很不好，我有点小人了。”余秋雨提醒在座的江西企业家，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与学历高低、财富多寡无关，一定要从人格上来看文化，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看集体人格，也就是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
那么，我们中国人集体的人格是什么呢？余秋雨表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比如“骑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
“我认为，君子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因为我们的圣贤孔孟留给后人的遗嘱便是：做君子不做小人。”余秋雨表示，这注定中国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一个君子，“中华民族是要做君子的民族”。对此，余秋雨对当下很多反映宫廷钩心斗角的电视剧、故事小说等进行了批判。
“这些东西过分渲染了谋略之道，将阴险狡诈过度放大，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是善良的，比如在汶川地震中，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最好的例证。”对此，余秋雨建议在座企业家，记住中国文化有三大优点即“三个道”。
“首先，在人格理想上，我们坚持了君子之道。孔子、孟子的话，千言万语，最后对我们的遗嘱只有一句话：只要是中国人，希望你们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余秋雨认为，最重要的是君子怀德，而且君子必须坦荡荡，君子必须成人之美而不能成人之恶。
其次，在行为模式上，“我们实行礼仪之道。”
“第三，在思维模式上，我们讲究是中庸之道，即反对一切极端主义。中是选择中间值，庸是选择平常态。”余秋雨认为，一切极端化的东西，表面上痛快、爽利，其实后果严重，中国人不做这种事。
文化弊病
警惕中国文化三大弊病
“说了中国文化的三大优点，那也就有必要说弊病了。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从中选出了三个弱项。”余秋雨认为，这三个弊病应该值得在座的江西企业家警惕。
“第一个弱项：疏于公共空间。”余秋雨谈到，没有公共空间意识，导致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等行为，被认为没有道德。
“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余秋雨认为，这必须引起企业家的重视，要有重建公共空间意识，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余秋雨认为，第二个弱项就是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
“你看，有人说我与妻子离婚了，有人说我在医院病死了，全是造谣，有的谣言，即使有人站出来辟谣，都难以说清楚。”余秋雨表示，这个弊病，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余秋雨认为，第三个弱项就是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先斩后奏。”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
江西文化
“江西是善于创造文化之梦的地方。”当天，余秋雨在谈到中国的文化梦时，高度评价了江西文化的高度，他认为，江西的文化巨星，镶嵌出一片星光灿烂的江西文化星空，这一座座峰峦迭起的江西文化群山，构建成一道直迫云端的江西文化山脉，而中国文脉的追本溯源，不得不聊陶渊明和汤显祖。
“2013年10月18日，受联合国中国书会和联合国中文教学组共同邀请，我在联合国发表主题为‘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脉’的讲座，我特意在演讲中向世界介绍了我们江西的陶渊明和汤显祖两位文化巨匠。”余秋雨说，陶渊明是一座时代最高峰，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另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
而汤显祖，完全可以比肩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离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全面崩溃还远，而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人性的呼唤,和对‘人生至情’理想境界的追求。”余秋雨认为，汤显祖的文化高度，中国鲜有人能超越。
为说南昌“不大好玩”心怀歉意
余秋雨说，在中华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响亮，也不耀眼，似乎从来没有成为全国向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热土。但若细细寻访，就会发现它是多重文化经络的归置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自不必说，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领先全国的道场。在文学戏剧上，从陶渊明到汤显祖，皆是顶级气象。
“即使江西文化有如此高度，但我发现江西人从来不会说大话，江西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低调的厚实，平静的富有，不事张扬的完备。这种姿态，让我尊敬。”余秋雨认为，安静本分的背后是江西大气的表现。
“余老师多次来过南昌，能不能谈谈您眼里南昌的变化？”当天论坛，余秋雨还与现场企业家进行了互动。面对现场企业家的提问，余秋雨作出回应。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对南昌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曾在《文化苦旅》中《青云谱》这篇文章中写道：‘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城市中，南昌算是不大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其实我前面的这句话，是为了衬托后面青云谱的文化深度和价值，对南昌没有任何不敬的地方，但我前面这句话确实说得不那么周到”。余秋雨的这番回应，引起一阵会心的笑声。
随即，余秋雨解释，自己曾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南昌的朋友到深圳一家饭店吃饭，遇到一个女服务员，和女服务员交谈的时候，这位南昌的朋友问女服务员到没到南昌游玩过，而那个女服务员说，她看过余秋雨先生的《青云谱》，觉得南昌不好玩，所以就没去过。
“这一下很糟糕了，这是我闯的祸，所以我对南昌一直心怀歉意，我后来的《摩挲大地》中，就专门有一章《青云谱》，用极大的热情来写江西、南昌，而且我一上来就告诉大家，我把江西的陶渊明、汤显祖介绍到了联合国。”余秋雨说完，台下笑声一片，并报以热烈掌声。
掌声渐息，余秋雨补充提醒道：“全世界我都走遍了，所以有一个比较。江西的山山水水，不仅在中国版图有明显的生态优势，就全世界范围也是优秀的，我希望江西企业家能借助这个优势，在生态文化、新能源产业、健康养生产业等方面，做足文章，一定能创造奇迹。”
■记者洪怀峰/文、袁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