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证”败给“残疾证明”是权力的傲慢

　　原标题：“残疾证”败给“残疾证明”是权力的傲慢

　　75岁的武汉市民叶先生，因为右腿致残，办理了残疾证。5月12日，他的残疾专用车在商职医院门前被交警拦下，被告知车上违规设座，要没收车子。“我买的是残疾人专用车，座位本来就有。”叶先生的解释没用，在出示了残疾证”后，他的车子还是被扣下。交警告诉他，要拿车子，除了交罚款外，还要出具残疾证明。（5月29日《武汉晨报》）

　　按照规定，残疾人正常使用残疾专用车，除非违反交通规则，否则是不应该受到查处的。如果说，交警在发现疑似改装车，又不确定车主是否确属残疾人的前提下，拦车查询，自是理所应当。但在核实车主的残疾人身份无误之后，还执意罚款扣车，就让公众有点不明就里了。

　　叶先生的这次遭遇有两大不解之处：一是看似毫无道理、却执意进行到底的罚款扣车；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残疾证”居然比不过基层部门的一纸证明。据笔者看来，这两大疑问，不但让叶先生不解，亦使公众惶惑，且与近年来某些地方先后出现的“钓鱼执法”及“奇葩证明”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厘清其中的玄机，叶先生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了。

　　据悉，包括公路运输稽查、交通执法在内所收取的罚没款，有一定的返还比例。国家此举，或许有着激励及补贴的双重作用。当然，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严格依法行政，公众当然无话可说。事实上，绝大部分执法者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如果某些部门的私欲被不加控制的激发，再加上畸形的政绩观，亦难免会步入歧途：无所不用其极的“钓鱼执法”是这样，对依规合法的残疾人专用车照罚不误，又何尝不是这样。看来，要想有效抑制住这类践踏法治底线的贪欲，除了完善制度、严格纪律以外，对罚没款的处置作出更加科学而明智的调整，似乎是很有必要了。

　　至于在某些交警眼里，堂堂的“残疾证”还不如“残疾证明”具有效力，其缘由虽与经济利益扯不上干系，但同借以获利的权利却不无瓜葛。我们现在之所以还需要各种证明，一是如身份证等基础性证明还不能实现信息的全覆盖；二是造假风的盛行使得某些“证明”还需要“再证明”，如证明各类文凭的“学历证明”等。但不容讳言的是，现今的很多所需“证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深深的烙上了权力的傲慢与滥用。证明“我妈是我妈”、“我是我”，不过是其中的“奇葩”代表而已。

　　按理说，人民赋予的权力，理当为民所用。但不加节制的权力一旦为私欲所掳，便露出其傲慢的一面，甚至傲慢得连法律也不放在眼里：具有法律效力的“残疾证”又如何？没有社区、街道及残联的一纸证明，你就取不回车；尽管在某省领取了“生育证”，但与本地的细则有冲突，照样责令堕胎；明明国家义务教育法赋予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某些地方的小学生入学却偏要受到其母“查环证明”的株连。

　　这种变味的权力，因为傲慢，所以滥用：明明一个电话即可解决，偏要你跑上数趟，甚至数月；几个证明就能说清楚的非本地户籍民工子女入学材料，偏要通过几十个部门盖上几十个章印。在这些人为设置的“关口”背后，一方面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则是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哪里是在“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是“让群众跑路”。

　　武汉市民叶先生的残疾人专用车回来了，但不是正正当当取回来的，而是用50元钱“赎”回来的；用以证明残疾人身份的“残疾证”亦没派上用场，而代之以盖着“权力印记”的权力部门证明。这些事，不说叶先生想不通，换作其他人亦想不通。那么，谁来解开这些疑团呢？

　　文/徐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