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便平地风波，一落千丈。毛泽东对苏联发生的事变，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光，纵览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诚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很深的成见。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予以谴责，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斯大林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整装待发，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可是斯大林却派来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渡江。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大使馆也随之迁往广州。相反，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静观形势的变化。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致使美国全面卷入，危及苏联利益。
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心中自然有数。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以相同的语气评说斯大林。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的抵制。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在一次和外国客人谈话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四次错误：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老虎口里的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求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支持。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当日，斯大林便接见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别墅里，斯大林对他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十多天不予会见。毛泽东想起四年半以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联签定所谓友好条约时，斯大林的态度远比现在热情得多。毛泽东恼火了，他对苏方人员说：“你们让我来莫斯科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难道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斯大林知道后，才带着莫洛托夫等，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当面表示歉意和苏中友好的诚意。
毛泽东也清楚这次访苏的艰难，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他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他说，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苏两国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可是，斯大林却将毛泽东置之别墅，不闻不问，使中苏会谈一开始便冷了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随访的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回忆：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
中苏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可是，这种友谊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殚精竭虑，周密思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毛泽东对此一直记忆犹新。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次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说：“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
1949年的苏联之行，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不愉快的远足之旅。几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又再次旧事重提：“……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中国人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喜惧参半以苏为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面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
毛泽东很快便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一些会议上，又多次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并表示要以苏为鉴，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胡乔木生前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毛泽东便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十个问题，这个讲话便是《论十大关系》。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作《论十大关系》，内容又充实了许多。《论十大关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鉴于复杂的政治形势，许多内容没有收入，其中不少是涉及批评斯大林、以苏为鉴的论述，现将薄一波的回忆录中所记，略举如下：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
……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可以不杀。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出现一股“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尤其是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出现，更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对这股思潮持保留态度，并对苏联的前途表示忧虑。当时，东西方两个阵营，仍在持续不断的冷战之中。毛泽东认为在东西对峙的战略格局中，斯大林作为象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都应该是善意的、在共产党内部的批评，不应该将这种批评变成恶意攻击，因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这么个偶像。他对南斯拉夫批评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满意。他说：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两只手砍掉了一只。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毛泽东不赞成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在谈到斯大林对自己的压抑时，毛泽东尤为动情地说：“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气。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他尤为欣赏斯大林破除迷信的风格。他说：“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多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研究。”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被否定，毛泽东便认识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表示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提倡全党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从中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斯大林生前没有真正地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没有确立，身后便根基不稳，后院起火。1961年5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除了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外，他的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他说：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矛盾。
“矫枉必须过正”，这是毛泽东在纠正倾向性错误时时常遵循的原则。晚年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忽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已经酿成大错。如今，历史在延续，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至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透过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还认为赫鲁晓夫是产生斯大林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党决不允许有类似的现象出现，所以他一再提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这样全局性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便已是呼之欲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走上了同样一条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