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吴法宪向毛泽东检讨:上了坏蛋陈伯达的当

01.07.2015  19:28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

  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