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妇女“乳房解放”运动
民国时期的月份牌。
试穿乳罩的阮玲玉。阮玲玉（1910.4.26—1935.3.8）原名阮凤根，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著名影星，民国四大美女之一。
中国古典审美意识里，美的胸乳，都像尤三姐那样的“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含而不露；好的胸乳，是小乳，古人又称丁香乳。所以女子不但不隆胸，反而束胸。张爱玲曾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描写过这种古典美乳：“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是他的手心。”
这些传统在20世纪初被中断，西方的“乳房崇拜”漂洋而来，落地生根。即使如此，民国初女人的身体是不能外露的，即使是睡觉，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一种以平胸为美的审美观，令女子都以帛束胸。但是，一些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开始试穿一种小马甲代替捆胸的布条。小马甲最初在妓女中流行，随后良家妇女也逐渐效仿，以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短小的小马甲前片，缀有一排密纽，将胸乳紧紧扣住，这还是束胸的花样。但追求开放的女子，也能将紧身小马甲演绎出风情，采用轻薄纱料制成背心，外罩网纱，露胳膊现肌肤，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攻击。
1918年夏，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一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他认为这是一种淫服，有“冶容诲淫”的副作用，致使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以端风化”。1920年上海政府发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模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在乳房解放过程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张竞生。广东饶平人，留法归来后，任北大哲学教授。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吸引了梁启超、鲁迅等著名人物参加。在长达两个月的讨论中，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从此声名远播。1924年，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这是一部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讲义。在“美的性育”一节中，他倡导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像今天的“夫妻夜话”节目那样，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这让理学笼罩的中国为之一颤，张竞生成了乳房解放的舆论引导者：“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一时间，大家闺秀开始悄悄放胸，让乳房自由呼吸，自主生长。当时，新闻媒体称为“天乳运动”。1926年，北京、上海各发生两件轰动性的“桃色新闻”：一是张竞生公开出版了《性史》一书，大谈“性的美好”；二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在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社会哗然，报刊学界纷纷声讨。结果，《性史》被禁，刘海粟差点被当时占领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抓起来了。他们确实比时代超前了好几步。
林语堂曾经描述过《性史》开卖的盛况：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被禁后，坊间盗版翻印不计其数。《国民日报》的副刊也开始介绍起“曲线美”了。
1927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震颤着武汉三镇妇女的心灵。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是裸体游行。
此年7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随后，解放乳房运动蔓延全国。
中国传统的束胸习俗，在激进的文化健将的攻击下，在西方风气的影响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带动下，渐渐被彻底颠覆，成为禁止缠足后，妇女解放的最大一次革命。此时，胡适刚刚回国，在中西女塾毕业典礼上，做了著名的“大奶奶主义”的演讲。他提出：“没有健康的大奶奶，就哺育不出健康的儿童！”上海刚创刊的时尚杂志《良友》刊出了胸罩专题，介绍欧洲女性胸罩的式样与使用方法。这像重磅炸弹在时髦女性中开了花。沪上百货纷纷引进这些“舶来品”，将其摆放在橱窗最醒目位置。太太小姐、新女性、交际花争相抢购至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