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租房实录：房东很穷，房客很阔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0期

　　说是在清末民初，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被主人赶了出来，没地方住，在一条很偏僻的小胡同里找了一处小院子，租了一所厢房。

　　房东是个生意人，发过几笔小财，后来坐吃山空，都给吃没了。房东的老婆从前是个妓女，后来从了良，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她会隔山岔五去茶馆里卖唱，挣点儿补贴回来。

　　在那时候的北京城里，这一对房东夫妇过的日子还算中平，绝对算不上富裕，但是也算不上贫穷，毕竟他们名下还有房产，而且那所房产还是独门独户的三合院，这要搁到今天，能让所有在鸽子笼式商品房里生活的亿万业主羡慕死。

　　可是很奇怪，这对房东夫妇居然很羡慕他们的房客，也就是那个租住他们家厢房的丫鬟。房东为什么会羡慕房客呢？因为房客比房东有钱——那个大户人家的丫鬟藏了很多私房钱，无论衣着打扮还是日常用度，都比房东夫妇强得多。

　　那时候农村破产，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市场上的闲散劳动力多得惊人，雇保姆、雇车夫、雇门卫、雇听差、雇老妈子，都便宜得很，超过半数的北京市民雇有仆人，哪怕一件羊皮袄都买不起，日常起居照样有人侍候，一个个活得都跟大爷一样。那对房东夫妇也不例外，他们雇了一个老妈子给他们做饭洗衣裳兼打扫卫生，乍看起来，好像也是一小康之家。

　　可是你知道租他们家房子的那个丫鬟雇几个仆人吗？两个！一个听差，一个保姆，听差负责上街买东西，保姆负责在家侍候她。单从奴仆数量上看，她这个房客的生活水平也在房东夫妇之上。

　　事实上，她这个房客非常阔气，也非常大方，每当看到房东的老婆置买不起好衣服的时候，她就会塞给人家几块大洋或者一沓钞票，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房东夫妇过意不去，把正房让给她住，自己夫妻搬到东屋，还让自家的老妈子尊称她“小姐”，搞得她这个房客更像是那所院子的主人，而真正的房东倒像是她的房客了。

　　房客比房东还阔气，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民国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鲁迅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租过房，当时他在教育部当官，月薪已经涨到三百块大洋，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收入水平，是他房东月收入的好几倍。所以他虽然是房客，却雇着女佣，出门人家叫他“先生”，回家有人喊他“老爷”，而他的房东却没人侍候，更没有机会当老爷。

　　在砖塔胡同61号院，鲁迅租了三间正房和两间东屋，正房归他和他的母亲以及原配夫人朱安居住，一间东屋归他的女佣人住，还有一间东屋成了他的厨房。而房东一家老小却屈居于西厢房，那里采光不好，昏暗潮湿。假如不明内情的现代人嗖地一下穿越到那个时代，准会把鲁迅的房东当成鲁迅，而把鲁迅当成房东，因为现在的房东是不太可能住得比房客还要差的。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时候也在北京租过房，她的父母没有房产，可是她们家的收入和开销在整个社区首屈一指。她有很多零花钱，她有钱买糖人儿，有钱买玩具，有钱蹲在门槛上品尝冰镇酸梅汤，有钱把唱话匣子的买卖人领回家，让人家单独为自己播放梅兰芳的《宇宙锋》，引得房东家的小伙伴咬着手指头站在门口表示羡慕嫉妒恨。那些小伙伴也要听话匣子，回去跟爸妈要钱，被爸妈一个巴掌扇出大门：咱家多少钱？人家多少钱？跟人家比花钱？呸！

　　大陆女作家冰心在北京租房的时间最长，从1913年她爸爸谢葆璋带着一家老小进京定居开始，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剪子巷就租了16年。谢葆璋租的是两进四合院，一进院子让家人住，另一进院子让保姆和厨师住。

　　房东姓齐，是汉军旗人，大清国完蛋了，铁杆庄稼倒了，守着祖上留下的两进大院子，靠房租度日。为了多收些房租，房东把最大最宽敞的房子让给房客，自己带着家小在角落里蜗居。

　　那时候冰心的爸爸是海军部的司长，后来又升任海军部副部长（时称“次长”）。堂堂副部长携家带口当房客，搁到今天会成为天大的新闻。可是在民国不会成为新闻，第一，民国时代很多高官都在租房；第二，在民国租房不是什么丢人事儿，很多房客比房东更阔气，更有地位，更受社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