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跑高速,要破多少“门禁”？

　　上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首批80个项目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
　　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了,社会资本敢不敢进?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的领域,往往也是垄断程度最高、行政介入最多的领域,社会资本即使进入,又能否突破内部的森严门禁?
　　改革如何突破僵局?市场逻辑如何战胜官场逻辑?如何突破行政惯性?在这里,我们以几家投资运营高速公路、港口的民营企业为样本,来看看要让社会资本敢于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现实操作层面还要砍掉多少门槛?
本报记者　宋磊
　　“门槛”来自于骨子里的偏见
　　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洲投资)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2012年5月和2013年11月,这家公司成功中标,成为文莱高速公路(文登至莱阳)和临沂岚山至罗庄高速公路两个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投资人。胜洲投资旗下的山东文莱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文莱高速的投资、建设、运营和养护管理。
　　作为山东文莱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强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和公路打了一辈子交道,既在国企工作过,也在政府部门任过职,如何和这些部门打交道、关系怎样运作,他都了如指掌。
　　“民营资本想要进入高速公路建设,会遇到很多门槛。”王强说,与民企相比,国企拥有很多先天的优势,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更愿意将一些收益高的好项目给国企来做,“另外,国企拥有良好的资源储备,尤其沉淀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在银行贷款、政策支持等方面,国企都能受到特别关照。”
　　“既然整个市场的资源都偏向国企,又谈何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王强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社会资本”这样的政策导向近些年政府反复在提,之所以推进迟缓,关键在于民企与国企的这种不平等竞争,让社会资本进入这些垄断程度高的领域顾虑重重,更多的时候,他们还要承受来自垄断部门对民企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信任。
　　几年前,胜洲投资在南方某省与一家国企合作建设一条高速公路。贷款时,银行列出七八条要约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国企开具承诺函,“一旦胜洲公司在资金筹集上出现问题,这家国企要将项目全部收回。”说到这里,王强有些激动,政府部门除了主办部门如各省交通厅外,其他各部门几乎都对民企的投资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民资筹集资本金的能力。正是因为这种怀疑的态度,一些部门在办理核备、审批中,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卸在外,自己不承担一点责任。遇到这种情况,民企既没法投诉,更不敢说“不”,只能私下再搞“公关”,无形中又增加了一道成本。
　　跑审批的成本太高,你玩得起吗?
　　虽然公司在济南,但王强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出差,要么跑项目审批,要么去处理关系。为了跑一个项目,王强曾在北京整整待了一年。
　　“幸亏我的家在北京,而且离着发改委也挺近。”王强的话语中带着不少无奈,最多一次,他一天之内连跑了四趟发改委,“上午两趟,下午两趟,为了一个小小的文件来回折腾。”
　　“到底什么项目需要审批,什么项目只需报备,跑审批的成本太高了!”王强说,市场逻辑讲究的是机会,一旦机会错失就赚不着钱了。但基建领域本来行政介入就多,已经形成了这种固化的审批思维,这种行政惯性太大了,民营企业进去了,只能按照它的套路来,“我们本来概算7000万建设管理费,但项目还没开工,就已经全部花完了。”王强苦笑着说,这种制度成本降不下来,一般的民企哪个敢陪着玩?
　　拿一个加急的项目审批文件来说,“在省政府里审批需要2个月,到交通运输部28天,再进到国家发改委竟然还要等368天。”当时王强差点就跟发改委的人急眼了,“这个部门推那个部门,总是以开会出差凑不齐人来搪塞。”
　　此次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是国务院首次以投资体制改革的名义作出的部署。但在王强看来,现实操作层面与政策导向上的背离,让改革很难突破僵局,“民企是按市场逻辑思维的,对方却是按官场逻辑思维的。”王强说,在一些领域,从管理部门到垄断格局的得利者都缺乏主动改革的动能,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环保、水利、国土等各个环节,你制约我我制约你,直接造成投资成本极大浪费,投资效率极为低下。
　　资本“不平等待遇”,谁愿当单纯的“输血者”?
　　公路建设搞了一辈子,王强早已摸透这样一条“铁律”:凡是民资进去的大项目,一定是过度竞争的领域,国资无法获得高利润或无法生存的经营领域。但在那些新开放的重要领域,民资即便进去了,还是没法“如鱼得水”。　
　　在王强看来,这就是不同资本的“不平等待遇”,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平等,那么社会资本就是个单纯的“输血者”。没有一套刚性的制度来保证未来收益与预期,社会资本当然不愿进入。
　　首先,收益好的项目基本上若干年前就被国资经营了,国道主干网目前基本全部掌握在国资手中。
　　其次,我国尚无对投资收益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性法律法规。“交通运输部规定的高速公路BOT项目25年特许经营权的规定,无论项目收益高低均是一律平等,且一旦不能招到企业投资方,政府会迅速退回到原点,只能给国资投资经营,各省基本如出一辙。”
　　最关键的一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民资在进入这个领域后,政府和民企责权利怎么分?对于国企而言,重投资不重视经营,反正亏了“是国家的和全民的”。对于民企而言,既然是企业,自然要讲究回报率。胜洲投资在全国很多省份的高速公路上都有投资,在一些地市,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将自己置于“为民请利”的位置,根本不顾投资方收益如何,拼命抬高征迁费用,甚至出现“国资敲民资”的情况。
　　“为什么很多民资赚到就走人?”王强认为,很多民企的短期行为,一定程度上是上述这些问题造成的。80个基建项目投资向社会开放,确实体现了国家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但只要阻碍社会资本进入的诸多门槛依然存在,市场环境不够优化,这样的改革还是只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