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传销第一人:“反传”是个不该存在的行业

11.08.2015  08:30

   民间反传第一人”李旭:

   反传”是个不该存在的行业

  李旭 男,45岁,辽宁鞍山人。2004年,他曾深陷传销,拉来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

  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的李旭自费建立“李旭反传销热线”和“中国反传销协会”。多年来,他的志愿者团队解救传销人员,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全国多个非法传销组织。同时,他也向传销者解释骗局,进行反洗脑。在民间反传销志愿者中,他被称为“中国反传销第一人”。

   【处境尴尬】

   不收费难以生存 收费必遭质疑

  新京报:你被称为“中国反传第一人”,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李旭:可能是我进行反传销较早。这个名称我并不认同,比我早的人还有。其实有了传销以后,就有反传销的力量。

  新京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民间反传组织存在?

  李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官方现有的打传,往往以驱散、遣返为主,但传销者已被洗脑,如果没有反洗脑,这些被驱散的传销人员还会继续传销。这是一种需求,官方很难提供这种服务。民间反传组织的参与者多是曾经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反而对传销比较了解,知道如何进行反洗脑,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政府和民间形成合力,社会共治。

  新京报: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大家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李旭:专职的30多个人。加上外围QQ群里的一些志愿者,有上千人。

  专职成员基本都是传销受害者,有的是经我劝说解救出来的,有的看到我们网站或者媒体报道后加入进来的。

  新京报:你们平时怎么工作?

  李旭:传销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传销不怎么控制人身自由,传销者常回家拉人、拿钱,家人发现后就向我们求助,我们就到家去劝说。北派传销常控制人身自由,我们会被叫去现场解救,把人救出来后再给他反洗脑。

  也遇到过危险,今年6月在合肥我们就被传销组织围攻了。一个西安的老人求助我们找他的女儿,这个老人先进去卧底了两天,后来被识破了,第三天凌晨他女儿被转移走了。老头在小区里认出一个小头目,但对方找来几人一起威胁老头,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我们一个志愿者头被打破了,缝了针。

  新京报:有家属把传销者送到你这来反洗脑吗?

  李旭:带这里来的不少,有时一天三四拨儿,我们派专人反洗脑。有反传组织把反洗脑成功率标榜到98%,那是吹的,实际上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就不错了。

  新京报:你们怎么生存?

  李旭:经费来源靠捐助,别人把人带到北京来找我们反洗脑后,随便给我们点捐助。我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话,会向寻求帮助的人要差旅费。这两年,近一点,我们收两千,远一点,比如广东、福建,我们收三千。

  新京报:你的组织属于公益的还是商业化的?

  李旭:2006年到2008年是我们的激情反传阶段,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连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我们的身份也比较尴尬。想正规化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现在我们是半公益性质,注册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但身份还是有些尴尬,你收了差旅费,会有人质疑你。

  新京报:你认为,反传组织能够完全商业化运作吗?

  李旭:这是一个良心活,你又没有合法身份,完全商业化肯定有问题。

  反传组织无论如何都不应完全丧失其公益性。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常,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处于求天不应、告地无门的近况时才找到了反传组织,这时你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异化之路】

   部分反传组织以暴制暴不惜违法

  新京报:如果反传组织与传销窝点达成默契,传销窝点放人,他们收钱,这是不是就成了一笔生意?

  李旭:现在反传圈子的确混乱。反传是良心事业。你可以收费高,收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但是要考虑到,不能把反传当肥肉,传销人大多条件比较差,农村的,下岗工人,没有几个富人,本来就被传销骗了,又让他们交上万元,这等于救一个宰一个,这就违悖了反传的初衷。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纯粹为钱的反传组织?

  李旭:这是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些反传志愿者为了维系团队运行,只能采取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办法,而有的人就从中看到了所谓“商机”,把这当成赚钱工具。

  新京报:听说有的反传组织专门利用家属急切心理诈骗?

  李旭: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在少数。

  新京报:一些反传组织用定位手机等技术手段找人,这在反传圈子里经常用到吗?

  李旭:有专门的收费定位公司,很多反传组织为了找到人,都会用。但这是不合法的。

  新京报:反传销当中的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呢?

  李旭:的确有反传组织用这种方法找人。把一个人控制起来,就面临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也本身就是违法的。

  新京报:这些反传组织为什么敢用违法手段反传?

  李旭:他们抓住了传销组织的心理。传销不合法,传销参与者心虚,所以,那些反传组织才敢以暴制暴,以非法手段去找人。

  新京报:有人说,这些以钱为目的的反传组织跟传销窝点达成了默契,传销窝点交人,反传组织收取佣金,井水不犯河水,你怎么看?

  李旭:反传组织产生于传销这个“经济邪教”,最终目的是取缔传销,反传组织要是成了那样,就有犯罪嫌疑了。

  新京报:反传组织为了钱不惜违法,还能称之为反传销组织吗?

  李旭:收高价暴力寻人,这已经不只是反传界乱象那么简单了,已经是违法犯罪。反传销要在一个合法的轨道上,走太远,自己就在犯罪,还谈什么反传?

   【何去何从】

   监管缺位建议政府购买服务

  新京报:中国现在有多少反传组织?

  李旭:2008年之前,反传组织都是很松散的,2009年,我们成立反传协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反传组织都联合起来运作了一年时间,这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监管单位,大家只能自己约束自己,管不了彼此。不久,管理上,财务问题上就有了分歧,很多反传组织目的不同,有人希望高收费,有人认为应该纯公益不收费,后来就各自散了。

  现在比较有名的大概四五家,最大的是我们。有的就几个人。

  新京报:目前,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国家性质的反传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有部门专门对反传组织进行监管吗?

  李旭:没有统一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组织。也没有专门机构对反传机构进行监管。

  新京报:大家只是行业自律?

  李旭:是。

  新京报:你认为,包括你在内的民间反传组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李旭:这是个不应该存在的行业。有了传销才有了反传销。传销为啥猖獗?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监管上有漏洞,法律上不完善,社会上有传销生存的土壤。

  比如,我们常呼吁传销重灾地的当地人不要把房屋租给传销者,以压缩传销的生存空间,但传销有个特点,不骗当地人,那问题就来了,外地人到这里吃住消费,还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我干吗不出租?

  新京报:你个人认为,怎样才能让民间反传组织良性地开展反传工作?

  李旭:得有监管。我们注册了信息咨询公司,还有工商等部门可以对我们进行规范,那种三两个人,建个网站留个手机号的,你咋监管?

  新京报:关于民间反传规范化,你有什么建议?

  李旭:一是对求助者的,希望他们认真甄别反传组织,不要病急乱投医,现在这个行业内鱼龙混杂,甚至有很多网络传销分子,冒充反传销者,混迹在反传队伍里。

  我有个想法,反传组织各自为战,十分混乱,但事实上又需要反传尤其是反洗脑这样的服务,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不要让我们向求助者要这个差旅费了,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也可以为老百姓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