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绣红旗”乃虚构 旗实由男囚们所绣

14.11.2013  19:53

  原标题:《忠诚与背叛》还原“江姐”和历史的另一面

  核心提示:不少人可能还记得小说中“江姐”带领姐妹绣红旗生动的情节,并为之深深感动。然而,在何建明与历华合著的报告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里,作者提出,“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虚构的,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把男囚们“绣红旗”的故事,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转引自:《中国青年报》,作者:桂杰,原题:《<忠诚与背叛>还原“江姐”和历史的另一面》

  虽只是一部小说,但《红岩》以其前后上千万册的发行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被很多人当成动人的真实历史在传播。

  不少人可能还记得小说中“江姐”带领姐妹绣红旗生动的情节,并为之深深感动。然而,在何建明与历华合著的报告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里,作者提出,“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虚构的,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把男囚们“绣红旗”的故事,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真实的情况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重庆白公馆后,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罗广斌激动不已。在耐着性子挨完了平时非常难得的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后,他急忙赶回牢房中把消息告诉大家。难友们随即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他们当晚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便围坐在一起讨论国旗的样子、形状。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到时候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于是,他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陈然则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做五星。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由于牢房条件极差,大家只能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用剩饭当糨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他们围着红旗又是跳又是轻声低唱。然后,他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还一气呵成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在木板里取出了这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党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而关于红旗的故事,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根据对“江姐”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被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一次次进行渲染,其中真实的一面则被放在了一边。根据作者在书里的考证,事实上江竹筠的经历与“江姐”的故事出入很大,“江姐”实质上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综合体,只是随着时光的流转,她早已被世人提炼成一种“江姐精神”,而不再是一个血肉之躯。《忠诚与背叛》直言不讳地指出,“江姐”的原型是李青林,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同时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县委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李青林自幼性格刚毅倔强,嫉恶如仇,特务们用尽办法也未能从她嘴里得到半点消息。《红岩》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敌人给“江姐”用刑,用尖利的竹扦钉进“江姐”的十指。然而《忠诚与背叛》对此提出了更正,江竹筠并没有受过此刑,真正受此刑的人应该是李青林。

  在狱中,李青林以身作则,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鼓励着年轻的同志。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李青林在狱中常生病卧床不起。她沉静,说话不多,但出言就很有分量。同志们尊敬、照顾她,打饭、倒马桶都不要她轮值。腿脚不方便的她,就坐着照看婴儿与伤者,为难友们缝缝补补,将友情与温情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喜爱。

  当然,作为在渣滓洞关押的犯人,江竹筠同样经受了夹竹筷子、上老虎凳等酷刑,并常常痛得昏死过去。《忠诚与背叛》中还原了“江姐”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确在四川奉节的城楼上看到了丈夫彭咏梧被杀害后的人头;她在平时的确喜欢穿一件蓝色旗袍,1948年1月初,在她离开当时的革命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时,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装扮成轿夫,抬着离开时就是这身打扮;在江竹筠与彭咏梧正式被组织批准结婚之前,他们只是由于工作关系假扮夫妻,而此前彭咏梧与妻子谭正伦育有一子,且尚未离婚。在彭咏梧和江竹筠牺牲后,正是谭正伦以超凡的包容和大爱养育了江竹筠的儿子彭云。

  在阅读《红岩》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它本身是一部小说,几十年来,《红岩》已经被人们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作为报告文学的《忠诚与背叛》出发点,则是沿着小说的脉络对历史进行还原。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历史档案的细节越来越多地被公布于世,人们不难发现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里面发生的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邃,更加生动与悲壮。

  《红岩》里的叛徒人物甫志高,其形象同样深入人心。但历史上并没有甫志高其人,他的形象实际上是好几个叛徒的形象综合而成。《忠诚与背叛》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的叛徒出卖导致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令人震惊的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当时居然都成为叛徒。刘国定后来竟然还靠出卖有功当上了军统中校。冉益智在被捕前给党内同志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却在被捕的第一天就叛变了。由于他的叛变,刘国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或被杀害。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坪刑场公开行刑。被枪杀的有10人,目击群众回忆,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次行刑中,被杀害的有陈然、王朴这样的革命烈士。还有两个特殊的人,一个是《红岩》里“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川康特委书记,叛徒蒲华辅,另一名同样是叛徒,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

  蒲华辅被捕后,供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使数十名地下党员被捕并被杀害,但《忠诚与背叛》中记述,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叛变,也没有参加特务工作,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的10个多月里并没有投降。

  《忠诚与背叛》对《红岩》中人物原型的追踪,有助于人们更加真实和立体地了解那段历史,但这并不会削弱作为小说的《红岩》所具有的文学魅力,毕竟小说中的人物经常是在真实基础上的升华和虚构,而历史往往又比文学作品本身更为多面、丰富、曲折、复杂和深邃。

  《忠诚与背叛》一书作者在书的结尾处披露,虽然当年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331人中,绝大多数已经先后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如“双枪老太婆”原型邓惠中等杰出的共产党员还载入了史册,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这也许是在今天还原《红岩》人物原型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