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
在中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为人们广泛知晓,而“万里茶道”近些年才引起关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特别谈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强调“万里茶道”的历史意义,重新唤起海内外对这条古道的记忆,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国际间合作。同年9月,来自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市长圆桌会议。中蒙俄三国共签署十余项协议,就沿线城市发展、城市间相互合作、发展共赢等方面签署了《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并共同倡议这条茶道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单位正在发起成立“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整合沿途政府、学研机构、商业机构、媒体等方面的资源,进行跨领域、跨行业、跨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沿线各城市的发展。作为“万里茶道”环节之一的江西,了解和认识自身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是参与保护和合作的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与国外连接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是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丝绸之路”后亚欧大陆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万里茶道”的出现和形成,是中俄长期茶叶贸易与交往的结果。早在1567年,俄国就报道茶乃神奇的饮料,是由哥萨克人传入的。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旅程,赠送给俄国沙皇。1638年,蒙古的俄国公使买到茶叶,帝俄使臣墨索维也从中国带4普特(约64公斤)茶叶至莫斯科。1687年,中国茶叶经满蒙商队运往俄国,出现了“万里茶道”的雏形。1723年,俄商输入2万多箱茶叶,约值1万多两白银。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恰克图互市界约》后,大批山西商人贩运茶、烟等杂货前往贸易,使“万里茶道”更为完备、发展更快。 1727年,俄国女皇派使臣来北方,中俄通商,订立《恰克图条约》,“万里茶道”也进入鼎盛时期。1753年,俄国女皇还亲自出席华茶陆路之抵俄国的开幕典礼。到1890年,中国销往俄国的茶叶占茶叶出口总值的38.44%,出口的砖茶几乎全部销往俄国,“万里茶道”成为连接中俄、通向欧洲的重要商道。
“万里茶道”贯穿南北、连接起中国广大的茶区,是一条网络复杂的多彩之路。在这条茶道上,江西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历史地图集·清代晋商商路》记述:“大致在乾隆30年(1765)起,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在南方,又开辟了由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 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这是一条重要的茶叶商路。”而且这条重要的茶叶商路还从恰克图市,经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直抵欧洲腹地,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动脉。位于这条“万里茶道”上的江西之所以是重要的枢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铅山县河口镇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是“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镇位于信江岸边,是闽、浙、皖、赣交通连接点。便捷的水陆交通使河口镇成为辐射闽、浙、皖、湘、鄂、苏、粤、川,甚至远及海外的“八省通衢”的物资集散地。《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明清)河口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许多茶商就在河口收购茶叶,不再前进了”,“中国各地商人都到河口购茶叶,或者把茶叶运往其他各地”。同时,现有史料表明,赣闽山区是中国红茶的发源地,茶叶因在河口集散,故名“河红茶”,是受到海外青睐的名牌产品。《铅山乡土志》称:“河红繁盛之时,商家买办,每年数百万金。”河口还是制茶的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当时闽、皖等省和广丰、玉山等县的茶叶都需运到河口精制。清朝康乾时期,河口从事茶叶加工的人有3万之多,“河帮茶师”享有盛名。河口这个明代初年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地方,到明末清初,已是“舟车四出,货镪所兴”的工商市镇,居民中“主户十之三,客户十之七。”
第二,鄱阳湖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万里茶道”贯通福建的唯一要道。在水运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鄱阳湖航运非常繁荣,鄱阳湖地区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富裕地区。明清时期,享有盛誉的江西四大古镇都位于鄱阳湖地域和流域,得益于繁盛的商货贸易、畅通的南北运输。除铅山河口镇外,景德镇是“瓷都”,以瓷器生产、贸易为特色,四方商贾咸集。“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这种空前盛况既是因为景德镇瓷器的质量和盛誉,也是因为从昌江入鄱阳湖的便利交通。樟树镇明代获得“药都”美誉,当时“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之所以如此,因樟树镇位于袁水与赣江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成为药材制作基地和集散中心。吴城镇的兴盛更是由于航运的重要和发达。吴城镇成为赣江流域、修水流域物资进出的总码头,是因其处于赣江入鄱阳湖的水口,货物吞吐数量巨大,商业航运极为繁盛,有民谚为证:“茶商木客盐贩子,纸栈麻庄堆如山”,“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鄱阳湖周边发展起来的江西四大古镇,既是其发达航运的见证,又是其沟通南北的必然。
第三,九江口是长江黄金水道南北、东西交流的轴心,是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必经之路。九江途通五岭,南为鄱阳湖,北濒长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外可进入长江,抵达沿江上下的工商市镇和港口码头,从湖内则可由内河转达沿河上下的水埠码头与各处市镇,故明代成为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九江对外通商历史久远,早在1858年,九江就和汉口、南京、镇江等城市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丰顺公司1863年在中国设立工厂,其中就有九江砖茶厂,雇佣了很多中国工人制造砖茶和茶饼。1864年,俄商设立新泰砖茶厂,后约于1875年在九江设立分厂。俄商在华所办的最大的阜昌砖茶公司在九江设立的分厂,年产量达2.6万担。至20世纪初,九江砖茶生产全被俄商垄断,砖茶输出额达300万两白银。而且从1862年起,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等分别在九江设立码头、货栈,除长江航运外,还入鄱阳湖沿赣江而上进行运输,九江在“万里茶道”的作用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江西除是关键的茶叶集散地,自唐宋时期起就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地。在“万里茶道”运输的茶叶中,就有江西的名优茶叶。江西宁红茶就是销往俄国的名品。宁红茶生产始于清朝道光年间,道光末年闻名于世,正是由于向俄国出口,引起世界的关注。当时,一年出口高达300万箱。据记载,清光绪十七年,厚生隆茶行产制的白字号宁红茶100箱,在汉口以每箱白银100两的价格出售给俄商。宁红茶得到了俄商的赞誉,还曾获得沙皇太子赠送的“茶盖中华,价高天下”的匾额。名茶的生产进一步凸显了江西作为“万里茶道”黄金路线的优势。
总之,区位独特、江湖相连、航运发达、商贸集聚、茶产丰富等综合因素使江西成为“万里茶道”重要的交通枢纽。如今,当我们唤醒对“万里茶道”的记忆时,也要重拾江西作为“万里茶道”重要枢纽的历史与文化,推动其成为“万里茶道”重新焕发魅力与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特聘教授、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
余 悦
来源: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