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江青与贺子珍水火不容:她是什么东西
本文摘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我叫通了总理的电话，简明扼要地把我们到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情况以及贺子珍在青岛休养的事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作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作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求，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前后左右摇晃，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前几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14日，总理回电话，同意江青回京。并派了吴阶平大夫到达青岛。
16日，江青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催我们赶快给她请骨科医生检查锁骨是不是骨折了。当时，我们请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专家，把诊断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17号楼。经过反复拍片，检查分析，诊断为锁骨轻微骨折。
江青在青岛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会影响愈合，虽然心里烦躁，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江青的锁骨完全愈合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厅，她正在看一册线装本《红楼梦》，见我进去，她把那册书狠狠摔在地上，质问我："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她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可能觉得这样说我有点过分，又补充说："当然啰，你安排我们两个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没有这种能力，我怀疑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一个大人物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