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忆从军经历：士兵杀人后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死尸

　　核心提示：沈从文还细细地描摹带着稚气的青年士兵对待尸体的方式：“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

　　本文摘自：《书屋》2005年第6期，作者：伍国，原题：《沈从文的“己”》

　　提到沈从文先生，大概总想到《边城》；提到《边城》，也立即想到沈从文先生。“代表作”有时候也是很恶作剧的，一位文学家，在众人眼中仿佛被自己的某一部作品一下就“代表”了。《边城》成了招牌，沈从文的世界、沈从文的湘西就成了世外桃源、田园牧歌的代名词，其实这似乎大大地简化了沈从文的经历和思想的厚度。在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下面的基座，应该不单是对人性的天真的幻想，返璞归真的欲望，而应是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体悟，就在“边城”中，也有各种可怖的事，正是在目睹和经历了人性与人世的种种惨烈、残酷、荒诞、诡谲后，那毕生供奉的美的人性才更显得珍贵。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的清朝反动势力镇压苗民起义，童年的沈从文就亲眼看见被砍下来的“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看着这些“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来的东西”，沈从文却并不怕，只在想，为什么这些人会让兵士砍他们。他还远远地隔着河，与小伙伴看持续了一月之久的杀戮。那时杀人还需抽签，“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沈从文在回忆散文中写道：“我刚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辛亥革命的一课》）参加军阀部队后，沈从文目睹和经历的杀戮更多，也更加不以为意：“二天路程中我们部队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沈从文还细细地描摹带着稚气的青年士兵对待尸体的方式：“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清乡所见》）对暴力和血腥的记忆是如此顽强，以致于到了1980年，已进入老年的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还记忆犹新地说：“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

　　这些经历在使年轻的沈从文变得粗砺坚韧的同时变得忧郁和深刻，暴力和死亡开始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些人在什么情况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和城里读‘子曰’的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怀化镇》）沈从文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与环境既融合又疏离的体验，混迹军阀部队的生活并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他的内心是“寂寞”的。而当他到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里”之后，却又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或许，对大量鲜活健壮的生命可以在瞬间被人类的愚蠢和残忍剥夺的亲身体悟，就已经使沈从文对人性与命运中最真实的一面有远比一般的城里读书人更深的认识，从而使他一面特别能够适应，一面又外在于周围的环境。他曾经觉得与大学教授是隔膜的，因为教授们“除了说说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到的他那一份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似的。可交换的意见，也就很少很少了”（《常德》）。“边城”中的一个“边”字就把这种疏离感传达出来。

　　死亡看得多了，写到死亡时笔触便极为冷静。短篇小说《黔小景》写了两个行路的商人在贵州深山的一个客栈中借宿，他们大声地说笑，与店老板聊天，欣赏着黄昏美丽的景致。而年老的客栈老板心里埋藏着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的秘密，却并不说与不熟的住客。第二天，两名商人出门，走在山路上，沈从文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