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时期 沙皇的监狱为何让人怀念？

　　延伸阅读：

　　那时的俄国并不仅仅有黑暗的监狱，更有“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六个“墨水瓶”》的故事取材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同样的故事还见于高尔基回忆列宁的文章。这篇小学课文在无意中透露出许多沙皇俄国末期政治犯人的囚禁生活细节——即使是在监狱中，作为政治犯的列宁，生活的似乎也并不算太坏，至少可以自由地阅读大量书籍、写作。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得到定量的面包和牛奶。

　　实际上，列宁被囚禁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对待政治犯最为宽松的时期。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将俄国的监狱制度比喻成维护政权的牛角，它的尖端，也即它最锋利，最残酷的时代，是19世纪70和80年代。而越向后，监狱管理越宽松，囚犯待遇越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只牛角“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也就是说，相比于它最残酷的时期，此时的监狱几乎成为一种摆设。

　　在狱中

　　1895年12月8日，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根据高尔基所写的《回忆录》，列宁住的牢房是一个单间，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小草房，房间中只有三样东西：铁床、桌子和方凳。尽管屋内陈设非常简陋，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的犯人来说，获得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统计，1900年前后，俄国共有监狱892个，监狱超员现象十分严重，单人囚房仅占7.2%~7.5%，在监狱房间如此拥挤的状况下，大约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获得单间。在监狱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的情况下，管理宽松的单间监狱成为一种难得的待遇。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较其他犯人高。索尔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审讯时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被审讯人认为所提的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在审讯时，宪兵们尊称对方“您”。曾在沙皇时期进过牢狱的老政治犯泽林斯基回忆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列宁在狱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面包还有肉，他还可以按自己口味付钱去购买午饭，有牛奶和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列宁出狱后，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被捕入狱，但她的母亲见到了刚出狱的列宁，“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据索尔仁尼琴记载，在沙皇末期，即使是条件最为艰苦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犯人们在不劳动的日子，也能发给1公斤面包和130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1.2公斤面包和200克肉类。不少囚犯居然将成桶吃不完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

　　沙皇时期的政治犯B·费格涅尔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记得刚进监狱的前几年，待遇并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风四十分钟，也不让借阅学术书籍，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而到了后来，白面包有了，每天还将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钱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再禁止。凭借书证可以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在狱中，她们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种植的花卉和蔬菜有四百五十个品种。

　　1902年，狱吏拒绝为费格涅尔送申诉书，她为此撕下了狱吏的肩章！而赶来的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把监牢变成“学校”

　　事实上，监禁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并不悠久，16世纪才开始出现最初的监狱，其职能不过是临时拘禁案件调查中的犯人。直到1649年才将监禁作为40种犯罪的补充刑罚。一开始，政府并不关心监禁制度的发展，没有专门的监狱，经常由寺院、国家机关和一些小型建筑的地下室来充当。政府不负担监狱的费用，囚犯的生活完全依赖父母、主人或原告的供养。

　　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建立正常的监禁制度。从1785年起，国家开始系统地从国家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养囚犯。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叶卡捷琳娜二世规定的国家拨款远远不能满足供养犯人的需要。每个犯人一天4戈比伙食费根本吃不饱。

　　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期之前都没有太多改善。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入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通过《死屋手记》详细描绘了这里的情况：院内有两排长长的破旧不堪的木屋，关押着250个犯人。每间牢房里挤着30来个犯人，一律睡只有枕头的光板统铺，犯人盖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袄，双脚露在外面，冻得发抖；冬天房间四面透风，仅有几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根本没有热气，可呛人的煤烟却让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后，喧哗声、镣铐声和各种污言秽语响成一片，让人不得安静；晚上牢房的门上锁，过道上的公用马桶散发出阵阵恶臭，令人窒息；到处是跳蚤、臭虫和蟑螂，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黏黏呼呼的……

　　而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社会舆论和自由主义媒体的猛烈抨击，监狱制度开始有所改善。1879年，俄国成立监狱管理总局，监狱管理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此后，犯人的饮食、卫生、文化和医疗服务都在不断完善。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的统计，1900～1910年，67%的监狱有自己的医院，其他监狱与自由居民共用医院；犯人的死亡率从1881~1885年的40‰～42‰降为1901～1906年的18‰～19‰；最显著的进步是犯人参加劳动（此时的劳动与过去的苦役不同，不是强制劳动，犯人劳动报酬的31%归自己所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犯人的劳动率在1879～1913年提高了一倍；20世纪初，14%的监狱有学校，39%的监狱有图书馆，28%的监狱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而实行公共监禁的监狱，监督制度并不严厉，每年有1500～2500名犯人逃跑，只有一半被抓获。

　　列宁入狱后，也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地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监狱的宽松环境，给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列宁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从监狱里出来后，列宁不无遗憾地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