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海军大臣丘吉尔拿政治生命作为赌注
在1915年11月的一个晚上，法国的拉旺蒂附近笼罩在一片阴暗的夜色中。在弥漫着硝烟的夜空上，有几股探照灯的光柱在晃动，大地的彼端时而闪烁出炮火的亮光，时而被炸裂的炮弹震得发颤。透过这此起彼伏的闪光，可以看到地上密布着的铁丝网阴影。而当时的地面上，早就布满了纵横无际的堑壕。此时，有一排英国近卫步兵默默地穿过一片开阔的湿地，冒着头顶上呼啸的流弹，赶赴驻守的堑壕。率领这支小部队的，是一个微微发胖，少许带些驼背的陆军少校。
这个陆军少校，便是半年前还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由于在这一年他推进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作战的惨败，他被迫离职，由于不甘就任虚职，他志愿前往西线服役。在西线的堑壕中，他一日三次巡回于自己的防区，先开展了跳蚤驱除运动，而后还设计出一种铁皮的浴缸试图改善堑壕中士兵的生活。但是，他更多地却还思考着如何早日结束这种乏味的消耗战，起草了加紧开发坦克的备忘录。在这段时期，他目睹了第一线士兵的苛酷的生活，在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回忆录《世界危机》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这些单纯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将最终能够以自己的美德弥补参谋部、内阁、海陆军将领们和政治家们的错误和无知，当然也包括许多我的错误和无知。但是，为此要付出多少毫无必要的代价呀！在获得胜利之前，这些已经经历了许多个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官兵们，在未来无尽的磨难与困苦的岁月里还要经历多少次屠杀！”
加里波利之痛
一战爆发后，丘吉尔看到德国将土耳其拖入战争的机会，试图实施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登陆作战，从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取得对德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此，加里波利战役实施，却进展不顺。
从历史上看，一旦欧洲战事发生，英国并不会派出规模庞大的陆军与陆上强国进行对称性作战，而可以在适当的地区随心所欲投入力量却不必担心自己的国土受到威胁。这种作战方式有时候被称为英国式的对大陆事务有限干预战争。曾经担任过外交大臣的格雷爵士形象地将英国陆军形容为“有待海军发射的一发炮弹”。
然而，在随着英美俄三国协约的缔结，英国陆军部单独制订了一个派远征军到法国以支援法军左翼的计划，而此时，老将费舍尔勋爵离开了英国海军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失去了主心骨的海军竟然附和了陆军部的计划，对于原本应该强化的两栖作战舰艇，及两栖作战理论研究都荒废了。这个状况一直要等到1911年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丘吉尔重新起用了费舍尔勋爵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积极推行英国海军的改革，但此时想完全改变陆军援助法国的方针是不可能了，大战一爆发，英国陆军中最为精锐的职业军人很快在最初的西线战役中消耗惨重。
到了1914年10月，由于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进入奥斯曼土耳其，以出售为名，而事实上却起到了绑架了整个土耳其帝国的功效。协约国通向俄国的航道被截断。于是，一个极好的边缘性战争舞台映入了丘吉尔的眼中。
丘吉尔海军大臣试图重新挥舞“边缘性战争”这一传家宝刀，积极倡导突破达达尼尔海峡直逼当时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他认为只要将舰队开到君士坦丁堡外，就可以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这样，不仅通向俄国的航道会被重新打开，而且还可以给巴尔干半岛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德奥的腹部会洞开，德国也就会失去继续作战的可能性。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武器发展的进步，使得防御一方得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战斗力；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陆军的主力已经深深陷入西线堑壕战，难以及时抽调部队来执行突破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使得整个战役中陆海军完全陷入了各自为战的荒唐局面。战役的前半部分战列舰会在缺乏陆军的情况下强行突破海峡，此时半岛上很少的水兵便能自由自在地炸毁炮台，但是英军却找不出半支像样的地面部队来完成；而后半段则完全是陆军在半岛的崇山峻岭中再度陷入新的攻坚战，海军却只得在海上一筹莫展。
加里波利战役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失当，作战计划不周、准备不足、陆海军完全脱节、对土耳其军队的战斗能力严重低估，两栖登陆舰艇与设备不完善，而且战役的突然性也没有达成等等。最终英法联军的伤亡人数多达14.6万人，由于英国对于现代化条件下的登陆作战研究还存在大量的不足，丘吉尔原本正确的战略理念最终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高瞻远瞩的实干家
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以来，英国海军完成了从燃煤到燃油的升级，但由于加里波利战役失败，丘吉尔被迫去职，海军革新停顿，丘吉尔的战略构想也无法再对一战进程产生影响，英国在战争中的成败将完全取决于西线残酷的堑壕战。
出任海军大臣前，政坛后起之秀丘吉尔事实上已在内阁中担任地位更高的内务大臣。但他却非常乐意地履行新职务，不惜个人得失，强行推行海军的改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舰艇的燃油化。
与英国海军的传统燃料煤炭相比，石油的优点是不可比拟的。燃油锅炉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率，大大提高舰艇的航速以及加速性能；与同等重量的煤相比，舰队活动半径还能增加40%；此外，舰队的海上燃料补给更为便捷，同样，还能够让多少的官兵减轻加煤作业的繁重劳动。但是对于本土拥有最优等的威尔士煤田的英国而言，放弃这一优势，而将海军建立在石油资源必须从海外输入的脆弱基础之上，这样的决心不是这样好下的。而且英国的财政制度，也严重制约着海军预算。
但是丘吉尔却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赌注，毅然决定“向无穷无尽的困难宣战”，采用石油燃料。日后在日德兰海战中战绩卓著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就是最早单纯采用重油作为燃料的主力舰。这种军舰不论在火力、防御以及动力方面都达到了最佳的平衡，成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强有力的战舰。1912年到1914年的三个耗资巨大的造舰计划使皇家海军的实力上升了一大步，这些新舰除个别外全都使用了石油。除此之外，丘吉尔还全面投入了海军改革的各个方面。他甚至还创设了陆地巡洋舰委员会，对装甲车辆及履带进行研发，孕育出了日后陆战的重要装备：坦克。
由于在达达尼尔战役的执行不力，丘吉尔受到非议，连他长期以来的理解者、支持者费舍尔勋爵也与他产生矛盾，这位老勋爵也试图发起边缘化作战，但他的目标竟是策划一次在波罗的海距柏林不到90公里的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登陆。而后由于战役受挫促使英国国内的联合政府形成，1915年5月，丘吉尔终因树敌过多而被迫退出。
于是，原先弥漫在海军部内那种炽烈的活力荡然无存，整个英国海军部又变回了无精打采的行政部门了。
重返政坛
卸任海军大臣后，丘吉尔一度到西线服役，但仅过了约一个月就被调回伦敦，此后他出任劳何·乔治政府的军需大臣，致力于坦克研发，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丘吉尔撰写了关于一战的回忆录《世界危机》。
丘吉尔在西线战场并未久留。在1916年4月，由于丘吉尔的营伤亡过大，因此只能与其他部队合并，这样他的营长一职很快也当不成了，于是，在当年5月他就返回了伦敦。归国后他一方面从事撰稿，一方面协同反对联立政府的议员试图重返政坛。到了1917年7月劳合-乔治成立了新政府后，丘吉尔被任命为军需大臣，他在军需大臣的任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坦克的研究和开发，到了11月的康布雷战役之时，已经可以投入近400辆参战，并显示了坦克所蕴涵的巨大潜能。这样，在取得劳合-乔治首相的批准后，他还制定了生产一万辆坦克的生产计划。
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丘吉尔的政治才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其中是与他那种为了一个他所确定的目标，不顾个人得失，义无反顾的个性息息相关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乏被人视为鲁莽之举，但是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丘吉尔具有那超越时代的远见。
庸庸碌碌者是无法想象那种拿政治生命作为赌注而进行改革，推行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之气魄的。在一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回忆录《世界危机》后，他那支珠玑之笔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激荡的年代，更深入地理解他在这个年代所做出的决断，所进行的那种坚持。在《世界危机》一书中，丘吉尔留下了这样的话语：“冒险的奖赏就是优势本身，领先对手一年就可能使局势改观，那么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