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初年的于成龙现象
满清三百年，数得上来的廉吏，康熙一朝要占到大多数。《清史稿·选举》中说，“康熙之初……廉吏辈出……吏治蒸蒸，称极盛焉”，为何会这样，三百年后看，应该有独特的历史原因。
产生廉吏的社会背景
军政机构精干，“圈地令”“剃发令”被废除社会矛盾减少
顺治末年、康熙初年，满清王朝统治阶级奢靡贪腐，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度堪忧。“康熙执政后，注重整顿吏治，巩固政权，积极倡导、逐步推行清官政治，收到明显效果。贪腐风气受到遏制，官场政治渐获清明，社会风气改变很大，转而呈现出清官辈出的景象。”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康熙时期，清官的产生和清初的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朝文献通考》中说，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花费只及明朝的八分之一，宫廷建筑规模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三。一个不很追求奢华、排场的最高统治层，它的工作效率和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废除了导致满汉之间积怨甚深的‘圈地令’‘剃发令’等前朝落后的政策，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这样逐步让国家富强，经济繁荣，人民休养生息。”高春平说，政权稳定，社会矛盾减少，这是当时产生清官的社会大背景。
选拔优秀官员的制度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盛极一时
高春平说，康熙思想观念开明得很，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只要清廉、有才能，就能得到重用，他摒弃了前朝皇帝只用满人不用汉人的做法。大举重用汉人官僚、士大夫，选拔优秀的汉人官员作为封疆大吏。这为国家官僚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干部队伍充满了勃勃生机，大批有德有为有想法的干部脱颖而出，从而让国家这部机器更加高效、廉洁的运转起来。
大清史上，康熙年间的“清官比贪官多”的现象是个特例，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己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他时时以三皇五帝为楷模，革除时弊，大力改造吏治，要求大臣们尽心尽职，视国事如家事。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制度，是康熙帝有效管理国家干部队伍清廉的先进办法之一，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康熙命令清正廉明的官员举荐知县以上、道员以下“实心惠民，官居清廉”的官员。规模较大的一次“援引荐举”活动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康熙命居官清正的郭琇、张鹏翮、李光地、徐潮等举荐官吏。
康熙出巡，对于地方空缺的要职，也会时刻任命清官举荐的官员。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出巡到五台山，以敢于严惩乱圈民间冢地之旗人著称的“铁面”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向康熙推荐直隶灵寿（今属河北）知县陆陇其、兖州（今山东兖州县）知府张鹏翮。
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吏、有“清初直臣之冠”美誉的山西蔚州（今张家口蔚县）人魏象枢，也荐举过陆陇其，说他“洁己爱民，去官日回家为父守丧，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当时，陆陇其在江南嘉定（今属上海）当知县，服丧期满后改任灵寿知县。嘉定是富庶之地，而灵寿却土瘠民贫，地方贫富之间的落差，并没有影响他的用心为官，时隔一年，便因政绩突出被巡抚格尔古德看中。
在灵寿七年，陆陇其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离开灵寿官日，民遮道号泣，如离开嘉定时”。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想让陆陇其补江南学政缺时，侍臣说他已去世两年多了，康熙惋惜之余，只好用和陆陇其同具清廉名的邵嗣尧。
张鹏翮由兖州知府提拔为河东盐运使，到康熙三十七年已升任刑部尚书。在处理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案时，张鹏翮公正办案，深得民心，康熙对其他大员说，“鹏翮往陕西，朕留意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
内阁中书、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张伯行，守父丧在家时，大雨毁溃城北旧堤，他自行募民塞堵抢险。张鹏翮知道此事后，便荐举张伯行。后来，张伯行担任福建巡抚任后，又举荐清正耿直、杜绝行贿受贿的陈瑸为台湾厦门道（今福建厦门市）。
江宁（今南京市）巡抚汤斌，被康熙誉为“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他在查处其他知府、知县治赈不力案后，举荐吴江（今江苏）知县郭琇，其被封为江南道御史。
死后被康熙誉为“谨慎清勤，始终一节”的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举荐因病辞去员外郎归家的赵申乔。赵申乔因为“敬慎”，被康熙提任为浙江布政使。
康熙心中的“清官标准”
除了“洁己”更要“任事有为”
康熙年间，清官如果仅仅“洁己”，只能算个狭隘的“清官”。康熙是很不推崇这种“清官”的，因为“洁己”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对官场风气、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康熙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提倡清官更要“任事有为”，这才是为官的实际意义。高春平说，康熙任用的清官大都秉持了这一点。
为让官场风清气正，防止贪腐奢靡反弹，康熙除了注重“援引荐举”制度外，对清官的勉励和嘉奖制度也很到位。比如，用心体察官员的内心，适宜的夸奖、加薪或者晋职都是一种肯定的表现。在封建社会，清官更在乎皇帝的肯定和认可。
汤斌补任江宁巡抚行前，康熙赐他鞍马、衣料、银钱，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康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山西人吴琠任确山（今河南）知县，被康熙调入京城任吏部主事。他升任刑部尚书后主持康熙三十九年的会试时，康熙以手书“风度端凝”嘉许他。不仅如此，康熙还临摹米芾的书法相赠，内容是“吴琠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指出缺点错误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吴琠也爱好书法，康熙以此勉励，体现出他对官员的关心是很体贴、很入微的。
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新任官员一面听皇帝训导，一面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于清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康熙都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朝有例制：新任督抚提镇（提督和总兵的合称）上任前要进京听皇帝训导，新官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其实，这是上下级之间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每当康熙任命大员时，必问他在基层干过什么，有哪些从政经验等。
如果清官们有些不适宜的建议，康熙也要认真指出来，积极加以引导。比如，赵申乔建议农忙时应“遵例”停办诉讼案件。康熙认为，农民不只种地，经商的发生案件要影响生意，从工的发生案件要影响作业。况且一年四季，全国各地农时不同，如果一味生搬硬套，停办诉讼案件，这期间若有奸民欺诈百姓、为害乡里，那冤向谁诉？积累下的案子由于时长，调查和取证都困难了，到时该怎么审理？
清官去世后，康熙追加谥号，也是他笼络清官的方式之一，张伯行的“清恪”、李光地的“文贞”、赵申乔的“恭毅”、吴琠的“文端”、格尔古德的“文清”、于成龙和陈瑸的“清端”、徐潮的“文敬”等。古人对皇帝封的谥号很注重，那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撑之一，但封建社会的这种做法如今看来有很大的弊端。
自古以来，清官就很容易得罪人，这在清官盛行的康熙朝也不例外。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郭琇等公认的清官都不同程度地被参劾过，每到此时，康熙都能明察秋毫，保证清官的安全。
康熙前中期，由于廉政建设搞得好，清官辈出与吏治清明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满朝官员皆是“于成龙”的现象不足为奇，但从此满清官场再无这样的胜景。
本报记者郭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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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的那些清官
陆陇其（1630年-1692年）
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历任江南嘉定、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任职时，曾上疏言民情时弊，与权臣有利益冲突，部议去职，弃官归里。出任灵寿知县时，制订“乡规民约”，兴修水利，奖励农垦，减免赋税，洁己爱民，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
张鹏翮（1649年-1725年）
生于清代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重庆潼南县），清代名臣、治河专家、清代第一清官。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及第，历任礼部郎中，兖州、苏州知府、江南学政、浙江巡抚、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史称“清官”、“贤相”。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治河得法有功，康熙赞赏说：“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
张伯行（1651年-1725年）
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是买粮抚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百姓则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经过调查，弄清原委，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赚些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
康熙曾称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
陈瑸(1665年-1718年)
广东海康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进士，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任闽浙总督时，陈瑸奉命巡视海防，能自带行粮，其他一概屏绝，且请捐“巡抚公费”充饷。
康熙皇帝称之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
汤斌（1627年-1687年）
今河南商丘睢县人，1652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明史》总裁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大清会典》副总裁官等职。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今南京）巡抚出缺，康熙亲自举荐汤斌，说“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华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