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源头"生态返贫" 东江源生态补偿期待早日破题
五十年守护，保一江清水送粤港 十余年疾呼，莫让源头“生态返贫”
东江源生态补偿期待早日破题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相隔千万里，共饮一江水。”
赣南寻乌县的桠髻钵山系东江发源地。山间的一汪清泉，一路向南千里，汇聚成江。自1965年3月起，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滋润着下游粤港两地约4000万人口。
香港游客在三百山东江源取水
东江源头“富饶的贫困”
封山、关矿、退果……50年，寻乌、安远和定南东江源头三县百姓，不遗余力守护这一江清水，然而，却因生态保护陷入“政策性返贫”的尴尬，更牺牲了诸多发展机遇。
饮水思源。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如今从“幕后”走向“台前”：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水利部等国家部委近一年来相继表态，支持东江源列为国家生态补偿试点。由赣州市发改委委托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编制的《东江源生态保护与补偿规划》初稿也即将出炉。
政府推动、民间疾呼，期盼多年的东江源生态补偿终于破题在即。
“一脚踏三县，一眼望两江。”海拔约1101米的桠髻钵山，地处寻乌、会昌、安远三县交界。
这里是东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北的溪流曲折流入贡江，再入赣江；山南的山涧溪水流入寻乌河，向南在广东龙川与从安远、定南流来的九曲河相汇合，形成著名的东江。
东江源区平均每年流入东江的水资源量约为29.2亿立方米，占东江年平均径流总量约10%。而东江则肩负着广州、深圳、河源、惠州、东莞和香港近40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被称为流域各城市和香港的“母亲河”。
然而，桠髻钵山脚下的东江源村，是寻乌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距离乡政府还有20余公里。在村支书张昌权的记忆里，村头的桠髻钵山是一座“富矿”，村民世代“靠山吃山”，宁静而富足。“就在10多年前，村民的生活与其他地方相比，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02年，我省向国务院提出建立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的申请。就在这一年，这个偏僻小山村，由三桐村更名为东江源村。“东江源头第一村”的名号，也让“靠山吃山”成了村民们渐行渐远的记忆。
寻乌有“脐橙之乡”美誉。然而，在东江源村，却鲜见成片的脐橙林。张昌权说，全村共有2万余亩山林，却不准开山种果，甚至还“退果还林”；仅有的几百亩水田散布山坳间，但封山后野兽多了，水稻等作物常被糟蹋，村民只好退耕还林或直接撂荒；村里的家具厂早已关闭，青壮年也大多外出打工。
东江源村的山林全部被纳入了国家生态公益林，村民可获得每亩15元的国家补助金，这也是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之一。张昌权家有200余亩山林，每年得到的补助金是3000多元，平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封山10多年，桠髻钵山脚下原先干枯的泉眼，如今又开始冒出甘泉。东江源饮用水源水质稳定在Ⅱ类，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Ⅲ类以上，地表水和东江源保护区水质满足环境功能区水质要求；空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然而，东江源头“第一村”乡亲们的生活，却愈发拮据起来。据寻乌县相关部门的统计，东江源村共有162户、738人，2012年人均收入仅有1800元，全村四成为贫困人口，大部分村民仍住在土坯房内。
张昌权说，其实东江源村的老百姓并不穷，全村人均有几十亩山林，相当于桠髻钵山上家家户户都有几十万的资产。但为保护东江源头青山绿水，这些都成了不能动的“固定资产”。
封山、造林、退果、关矿……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为保护东江源头青山绿水而不遗余力。据赣州市有关部门统计，最近几年，三县共拒绝585个对环境有破坏或污染严重的产业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168亿元；共关闭200多家污染企业。
广东省环保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袁征曾多次到东江源区进行考察调研，他感慨地说，每次到寻乌，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源区人民为保护这一江清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而且这一贡献是以自身的贫穷作为代价的。
力不从心的源头保护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思源，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前提。
然而，东江源头寻乌、安远、定南三县，均为国家或省扶贫工作重点县。多年来对东江源头生态保护不遗余力，但也同样深感“力不从心”。寻乌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无奈地说：“由于历史原因，东江源区水量减少和水质下降的双重压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目前源区生态修复、治理和保护的投入缺口仍然巨大。”
为保护东江水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近几年寻乌在东江源头开始退果还林。核心区的退果面积达3.7万亩，但因退果补偿费用和还林投资巨大而实施进度缓慢。当地计划今后每年按600亩速度实施退果还林，需投入资金1100余万元，这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实际上，这种保护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在安远与定南两县也同样存在。
安远县在一份向上级部门递交的报告中指出：安远位于东江和贡江源头，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多年来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现如今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形势严峻。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生态保护投入资金不足。
一条东江，连接着3个中国最典型的区域：江西，欠发达内陆省份；广东，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香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省环保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冀常和说，自2008年起，我省出台了“五河”和东江源保护区生态保护“以奖代补”政策。财政奖励资金从最初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这两年的1.752亿元。对经济欠发达的江西而言，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提高源头生态保护积极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比保护与补偿所需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
世界自然基金会前驻中国代表郝克明指出：在中国，往往是大江大河的上游人们生活贫困，下游人们的生活富裕。要建立一种补偿机制，即下游比较富裕的人们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上游比较贫困的人们以补偿，使他们能从源头保护生态，从而更好地保护整条河流。
然而，现实是，截至目前，东江源头并未从下游受益者手上得到生态补偿经费。“源区百姓几十年勒紧裤腰带保护和治理流域生态环境，这不仅不公平，也是不可持续的。”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邓辉说，下游地区作为直接受益者对源头给予补偿，这符合环境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去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邓辉递交了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自2003年全国“两会”始，赣粤两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曾多次提交议案，建议国家和受益地区对东江源区实施生态补偿，支持当地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但是，跨省生态补偿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邓辉说，跨省生态补偿之难，在于上游和下游有不同的考量，难以达成一致。而国家层面缺乏一套完善的操作机制，且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实际上，关于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这个难题，不仅仅存在于东江流域。但是，东江水是“生命水”，因此，在国家尚未出台完善机制之前，可先行将东江源生态补偿纳入国家层面进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