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忆插队：知青男女因偷情怀孕被发现自杀
核心提示： 当时的业余宣传队队长比濮存昕大五六岁，算是名老知青。样板戏《沙家浜》中，他做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那个年代属于生活作风问题。谁料“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8期，作者：唐棠，原题为：《濮存昕:不知道爱情的光在哪里》
“跛脚”的知青
“文革”最初，濮存昕与大多数人一样，投入了极大热情。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他满脑子装的，都是革命。为了响应毛主席1968年12月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濮存昕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现在的二十五中）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强烈要求，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由于儿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走路有点“跛”，这样的身体状况其实可以不去，但他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很快，他被通知准备照片，到派出所办手续，当时每个人还凭票买到一只22元的松木箱子。
濮存昕的妈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要去火车站送。尽管濮存昕阻拦，但她还是到了学校。关于这件事，濮存昕在书中回忆道：“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微耸动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就这样，濮存昕在1969年7月离开家，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作为那时的知青，濮存昕对这一点体会颇深。写信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常把信中的病句、错字标出，再寄给濮存昕。有一回，他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他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1970年年初时，濮存昕接受上级指示，被选拔进架线团，奔赴6师所在地抚远，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那时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没想到那么多女生特真诚地前来“泪别”，濮存昕特别感动，觉得像是“妻子送郎上战场”。
与马一起啃胡萝卜
知青生活对于濮存昕而言，虽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算连队最贵重的财产。种马甚至有档案，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有记录。濮存昕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都是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艰苦岁月里，人虽穷，种马却享受贵族待遇：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以前濮存昕不吃胡萝卜，自从养马就吃了，他跟马儿一起嚼胡萝卜，看谁吃得香。
在种马班濮存昕还因为给马洗生殖器的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那些养马常识，也成了他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那时候才开始懂的。当时濮存昕处在一群老职工堆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插队的七年半生活中，濮存昕在种马班只呆了一年。很快就告别了这种“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濮存昕真的有点儿舍不得。不过他无论在哪里，都是一颗红心，全面投入。二十来岁的濮存昕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
“宣传队怀孕事件”当事人自杀
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顶着流氓罪名的黄秋生被昭雪了还去上吊。媒体的疑惑和大肆的讨论让濮存昕不解。对他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知青时，他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
当时的业余宣传队队长比濮存昕大五六岁，算是名老知青。样板戏《沙家浜》中，他做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那个年代属于生活作风问题。谁料“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师里团里派来工作组，停止排练，开始整风。经过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胡传魁”被看起来了。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的注意力在牌上，没人跟着去。半天不见他回来，厕所里也没找到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见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原来他不会上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了下来。不过这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接不上气了。有位天津知青用手指夹着他的喉结往下一捋，把他救活了。大家赶紧向上级汇报，“阿庆嫂”得知后，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在场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抹起眼泪来。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领导把两人安抚一通，让他们返城回家。宣传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轮一次。
想到爱，感觉复杂而害怕
濮存昕现在回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而“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
濮存昕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事发之后，最信赖的好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他们，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感到云山雾罩。
1977年1月，濮存昕在错过几次进入演艺圈的机会后，按病退回了城，考上空政文工团，从此生活发生很大转变。濮存昕认为，他比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幸运，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自己强，回城后却没有他这样的机遇。
在谈到濮存昕的知青生活经历时，童道明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濮存昕更早地对人生有了深刻领悟，在知青时代，每个人都狂热过，但是狂热之后，是一种迷茫，濮存昕在迷惘中踏出了他的艺人之路。知青经历对于濮存昕来说是一笔财富，也是年轻演员所不具有的，濮存昕能够在苦中作乐，这样的性格也促成他后来在演艺圈的较好发展。濮存昕能够在困境中审视自我，积极争取，他善于捕捉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