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时4821专案组：多名高干子女为何成“特务”
核心提示：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项苏云也在其中。“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这反而成了以后这一群同学聚会的班级代号。
本文摘自《北方新报》2014年5月13日第30版，作者：佚名，原题为：项英之女项苏云的颠沛人生
项苏云1931年出生在上海。当时，父亲项英远在苏区。
对于父亲早年的经历，项苏云也是长大后才逐渐了解的。
项苏云两岁时，母亲张亮看到女儿可以离身了，便将她交托给周围的同志，只身赶往苏区。项苏云从记事起，对父母和家，几乎没有概念。
几经周折，有人将项苏云托付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项苏云这才安定下来，留在上海英租界陶先生创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国民党就发现陶行知的孤儿院总是收留共产党人的孩子，便将其强行关闭。陶行知又将项苏云由上海转送至江苏，寄养在他创办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陶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教师郭青时，没敢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谈起这段经历，项苏云至今难忘。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郭青只得将项苏云带往西安。
项苏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转送”中度过的。在她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夜的恐惧和路途的颠簸。
到达西安后，郭老师从辗转寄来的信中，得知了项苏云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信中的嘱托，将项苏云带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组织经过查实，决定将项苏云继续转送到延安。“那年我7岁，我们乘着一辆卡车从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五天五夜。卡车上还有刘志丹的女儿、肖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没有去成，也乘车返回了延安。”
到延安后，项苏云被送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父亲问她“你叫什么？”
1938年秋天，项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经7岁多的项苏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父亲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我正在学校吃饭，忽然老师告诉我，有人接我去礼堂见我爸爸。”
走进礼堂，小苏云却不知道哪个是她的父亲。情急之下，她走上了主席台，转身面对整个会场，看着所有的人。“陈云过来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我记得父亲一把抱起我坐在他腿上，第一句话竟是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像是在问自己的女儿。”
在见到父亲之前，项苏云脑子里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概念，因此“见到了也没什么激动的”。父亲问什么，她就答什么，项苏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和父亲表示亲昵。
在延安保育院，项苏云还见到了小自己4岁的弟弟，“第一次由爸爸给我们洗手、洗脚、穿衣服。和爸爸相处的那些天，他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他可能是在尽力弥补他的歉疚，我想这也是父亲难得一次体会到天伦之乐。”
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有一天，延安保小的师生躲进山洞里去上课。此时，项英也接到任务，离开了延安。
半个月后，西安来人给项苏云捎了几样东西，是父亲带给她的一封信、一筒饼干和一副手套，这竟然成了项英留给女儿最后的遗物。
“长大后，我总是拼命地回忆和父亲在延安的接触。我告诉自己，父亲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给了我。”
“4821”每年的聚会
自193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弟及一些烈士子女，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理。每到周末和假期，项苏云和弟弟就会被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干部，轮换接回家里，他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着这两个孩子。
“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哪都是家，都有饭吃。”项苏云回忆。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项苏云也在其中。
“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这反而成了以后这一群同学聚会的班级代号。
谈起一帮同学，项苏云的神情活泼了许多。“现在，每年国庆、春节，我们‘4821’都要聚会。无论多么繁忙，只要约定好时间，大家都来参加。”
项苏云在苏联学的是纺织，回国后，她从最基层做起，在北京第二棉纺厂做车间主任，随后在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后来由于视力下降，1984年调到中国科协，1991年离休。项苏云说，科协是自己另一项事业的开始。她把科协青少年部保存了下来，带领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项苏云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林汉雄，当年与她一起留苏。1987~1991年任建设部部长。他们有两儿两女。遗憾的是，项苏云的弟弟项学诚于1974年因病去世了。
近些年，项苏云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了，一只眼近乎失明，另一只眼也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不能看书、读报，甚至那些珍藏的照片，她也只能靠刻在脑子里的画面来讲述。但她仍不死心，“只要我还能走，就要继续为青少年、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的事。”项苏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词汇里只有‘我们’这个词，很少有‘我’，这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