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曾推行“古典社会主义”变革 被评鲁莽激进

　　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多为“马上得天下”的武夫,只有一妇一儒例外,即武则天和王莽。王莽执政的时间甚短,仅仅十五年,不过他搞的经济改革却轰轰烈烈,很有典范性,胡适因此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在这之前,中央朝纲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在世族经济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的背景下,王莽猎位后不久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改革的三战场便是:财政、货币和土地。

　　登基第二年,王莽推出“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包括定时调节、均平物价,控制市场供应,办理赊贷,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等。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其中,公元10年的币制改革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

　　在土地改革上,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经济改革,是以掉脑袋落幕的。“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下,一无所得。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　　□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