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蹲”成理想职业 中国社会需警惕“未富先懒”蔓延
动力不足 焦海洋作
懒 张建辉作
制图：潘旭涛
中国不需要“未富先懒”
“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
世界排名第二的GDP和世界排名远低于此的人均GDP，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未富”，是中国的现状；“先懒”，是中国的隐忧。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先懒”，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这样的问题，需要从苗头防起。
伴随着这种现象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当中。一个更为依靠人的智力而非体力，人的热情而非冷漠的经济“新常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不能懒，而应勤于创新，以知识与技术驱动中国的未来腾飞。
国家层面，则要创造公平与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的奋斗有所获益，给奋斗以理由，给勤奋以希望。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人必须大有作为。
“家里蹲”成了理想职业
来自山东青岛的任炳最近很是苦恼。他今年已经换了两次工作，没有一份做得称心如意。他对本报记者直言，“其实什么工作我都不喜欢，最理想的工作是待在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
作为“农二代”的任炳，肩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父母帮他的兄长娶亲后就告诉他，无力负担他的人生大事，但也一直催着今年27岁的他早日结婚。
在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里，任炳并非孤例。他发现周围不少朋友都像他一样，向往一份轻松又赚钱的工作。在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杰看来，尽管工资在上涨，但这一代工人“未富先懒”，没有以前的工人努力。
一些城市居民也开始有了“很多不愿意干的事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分析说，在一些大城市，一些市民要么靠出租房子为生，要么凭市民身份拿到相关营业执照，出租给前来打拼的外地人，甚至还能申请社会救助，“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觉得，我凭什么还去工作？”
在有关专家看来，就连公务员群体里也有这种现象。有些公务员很讲究“廉政”，但却不重视“勤政”，有人将工作视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纪委官网每月通报的案例中，总有一些公职人员因为上班期间玩忽职守或是娱乐而受处分。
“二代”变懒现象同样值得警惕，不管是“富二代”、“拆二代”、“农二代”还是“官二代”，近年来屡屡以颇为负面的形象出现。“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
不同群体中，都有人反映这个问题。例如设计行业，设计师王政强就曾批评一些同行，“设计做得一般，倒是对物质、对享受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很浮夸的作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直言，许多年轻人从小比较安逸，长大了父母也给钱，没有急迫的压力，将更多精力用来追求享受。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不会像以前需要维持生存的阶段那样，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努力工作了。”关信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人的“懒”还体现在身体层面，长期困扰欧美国家的肥胖问题，如今出现在了不少国人身上。此前，卫计委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全国83.8%成年人从不参加业余锻炼。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主要还是因为主观上的惰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他们为何“累觉不爱”？
“累觉不爱”是去年底开始流行的网络用语，意为“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被网民用来形容身心俱疲的状态。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未富先懒”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把勤奋看作是致富的手段，那么有了钱就不会再去奋斗。但如果一个人觉得奋斗是快乐的，即使没钱挣也会很幸福。”
“‘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顾骏告诉本报记者。
即使为很多人所羡慕的高校教师职业，也让许多“围城”内的人直呼“累觉不爱”。从今年8月开始，麦克斯研究院联合腾讯对在校大学教师进行的调查显示，约八成教师表示承受的压力较大，而压力大的首要来源，则是“个人财务状况”。
“产业落后，欲望超前”。联友电讯董事长王学宗这样形容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应该给这些农二代再培训的福利，提高劳动技能，创造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就业机会，给他们安排城市居民的社保，给他们城市永久居民的归属感。”
丁元竹向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能随便将“懒汉”帽子扣在许多劳动者头上。“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真的懒，而是他们的要求变了。”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在英国，有所谓NEET族，指的是16至18岁间有一部分人，既不上学也没工作，而且没参加职业培训；在日本，NEET族的范围扩展到15至34岁；在美国，这一群体被称作“归巢族”；在香港，将其称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
“一定要从具体人群出发，才能有的放矢。”丁元竹表示，在美国，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智能化的方式对每个人的性别、家庭、文化背景等进行分析，看相关群体会出现什么可能的状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发达，完全可以把各群体的信息精确化，从中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关信平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钱有闲”，在主观上追求一种舒适休闲的生活方式。问题是，当下中国还没有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在这方面尚没有条件完全效仿。
“人均年收入6000多美元的中国，现阶段不能去跟人均年收入5万美元的国家攀比，即使有一部分人有这个条件了，也不适合全社会效仿。”关信平如是说。
拒绝“未富现象”蔓延
事实上，在舆论对社会现象的总结中，“未富”并不仅仅指向“先懒”，还有“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等多种在国家“未富”的大前提下出现的社会问题。
与许多国家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代际差异在日渐凸显。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很多年轻人，跟老一辈人不一样，没有见过匮乏的时代。他们从小吃穿不愁，没有改变生活现状的急迫压力。“但还是应当提倡艰苦奋斗，年轻人一方面要更努力，另一方面要靠智力去创造更多价值，而不是靠时间和体力的大量付出。”
同样重要的是，解决“未富现象”，贫富分化问题需要解决。关信平表示，社会中有一小部分达到“有钱有闲”程度的群体，给社会的影响很大。而满大街的消费品、星级酒店等高档消费方式，以及电影、电视上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都吸引人们去模仿。
“需要从社会层面去解决。国家应下大力气扫除权力滥用、裙带关系等障碍。”顾骏认为，如今，需要在宏观层面着力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继续为每个人提供奋斗空间。“政府需要创造条件，让所有劳动者都能看到生活变好的可能性，让群众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事实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启动至少39项。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看来，这其中绝大部分回应的都是社会关于“平等和公平”的关切。
“改革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政府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就要限制权力，列出权力清单，反对腐败。”褚松燕告诉本报记者，“无论推出户籍制度改革，还是限制国企高管工资，都让群众看到了政府的决心。”
伴随着社会现象的出现，中国也在积极求变，适应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心理。
中国发展的驱动力在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告诉记者，过去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人口红利消失了，未来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创新驱动。
伴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对工作的越发挑剔，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的减少。这一现象自2012年就已出现。而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趋势都会继续。
“未来30年的辉煌要依靠劳动人口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背景，为此，要改变城乡教育水平差异等很多方面，提高人的平均水平，让社会阶层能流动起来。”关信平认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希望，是“未富”的中国走向富裕的前提。
最应该推崇的，是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需要给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说清楚，中国虽然GDP世界第二，但离我们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大家还要努力。”关信平认为。
顾骏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给普通人奋斗空间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也因此“富”起来。如今，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同样需要在政策环境等多个层面，为普通人创造这样的条件。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早在就任国家主席时，习近平就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