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痛斥孙中山：企图给袁世凯穿“小鞋”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赶往前门火车站。
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几年后，“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并立起“Morrison 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时的莫理循，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8天前(10月10日)，那里发生了暴动，后来被称为“武昌起义”。此时，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莫理循同行的，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荫昌告诉他们，再往前就是交战区，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武昌前线的机会。但是，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
莫理循的汉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时，战事已经停歇，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在军警的保护下，前往汉口采访“和平会议”。
无论是否亲临前线，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认为，莫理循“并不仅仅报道事实，他是在策划报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父母是苏格兰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18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在123 天行走了2000 英里。23岁时，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随后，作为医生，他先后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3年，莫理循到达远东，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即甲午年，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里，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
这之后，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出版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大为畅销。这令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并为《泰晤士报》发出了大量的报道。
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只能依靠翻译，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中国希望？
没有足够清晰的史料，可以证明莫理循究竟何时开始与袁世凯交往，但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1908年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天内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不久，袁世凯以“足疾”的理由被“开缺回籍养疴”。
国际舆论普遍将此看做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倒退，是对改革派的一种打击。当时的大清朝野，改革早已成为主流。袁世凯与满清亲贵的矛盾，并非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只是改革派中的利益之争而已(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之“袁世凯冬眠”)。当《泰晤士报》总部因此批评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论调时，莫理循并不认同，他坚信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1911年，莫理循正在筹划撰写一部袁世凯的传记，积极为袁进行国际形象推广。而这一年的中国政局，波云诡谲，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日渐动荡。莫理循敏锐地认识到： “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
不必等到资政院开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宣告了袁世凯时代的提前到来。莫理循为武昌暴动而欢呼，认为这是一场“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当《泰晤士报》总部认为，武昌暴动还不能使用“革命”这个单词时，莫理循对此毫不理会，依然大量使用“革命”之词。
尽管因为政府军拒绝提供任何保护，莫理循无法前往武汉交战前线实地采访，但他依然发回了大量报道。在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回了8000多单词的电报，《泰晤士报》在为巨额电报费用心疼的同时，也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在全球新闻界再度遥遥领先。《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到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你的工作得到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告诉西方的读者们：“我遇到的所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怜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朝廷。”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推崇，也得到了大多数列强政府的支持。英国人认为：“我们一向对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各国政府纷纷发表正式或非正式的表态，相信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才能避免中国遭遇一场极大破坏的大内战，并推动中国的继续改革。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
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表示：“政府变得更有希望了”。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
袁世凯进京后，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他们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曾经留学美国、精通英文的袁世凯私人秘书、莫理循的老朋友蔡廷干。11月16日，蔡廷干前来拜访莫理循，他刚刚奉命到汉口与黎元洪面谈，带回了大量的消息。莫理循据此认定，清政权必将完结。
没几天，袁世凯亲自邀请莫理循密谈。在袁府，袁世凯儿子袁克定请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亲不要再固执下去，“赶快行动自己当总统或是皇帝。”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极。”袁世凯热情地接待了莫理循，并表示：“如果再多施加一些压力，也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到热河去。”
莫理循在随后的报道中，积极为袁世凯做宣传，他预测：“满清政权不管以何种形式都不可能保存，中国人对袁世凯是否会把他自己推上皇帝宝座或是总统位置毫不介意；满族人必须离去。这是举国一致的看法。”
12月13日，莫理循乘坐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南下汉口。这次旅行，不仅弥补了他两个月前无法南下的遗憾，而且在采访之外，他开始充当袁世凯的非正式信使，向南方革命党传递消息。此次南下，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莫理循推动英国政府出面斡旋，缩短中国的内战，并为袁世凯筹措巨额外资贷款。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正式举行，莫理循也赶到了上海出席。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开表示同情共和革命运动，和谈的焦点其实成了袁世凯在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地位安排。莫理循说：“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我毫不怀疑他(唐绍仪)是在袁世凯的充分认可下才这样做的。”
但是，英国官方依然奉行“维稳原则”，希望能保留中国的帝制，而日本则担心共和运动波及自身，也赞同保留皇室。莫理循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泰晤士报》上报道了袁世凯对英国和日本态度的担心，公开要求英国政府不必支持中国的皇室。这篇报道在英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英国外相训令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何种政体，悉听中国人民自愿。”自此，英日两国协调了步骤，不再公开反对共和制，为袁世凯当国扫平了道路。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为他赢得了大量的独家新闻报道。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而当天的《泰晤士报》，已经刊登了莫理循的报道，题为《王朝的终结》。考虑到撰稿、发电报及报刊编辑印刷的作业时间等，莫理循的消息，至少比同行们提前了1天以上，这被后世称为“当年的独家新闻”。随后，莫理循又独家报道了袁世凯剪辫子等更受一般读者欢迎的八卦新闻，从细微之处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半中国人”
在对袁世凯“在整个危机中始终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在操纵本国人民方面表现出令人叹服的手段”深表钦佩的同时，莫理循对孙文似乎并无任何好印象。
在他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中，记载道：“袁世凯对我说，他认为像武昌的黎元洪，是他的行动引起了革命；张謇，共和内阁的农业总长，一位正当盛年的能力非常杰出的人；还有伍廷芳和其他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都赞成他。而那些‘半中国人’像孙逸仙那种对自己的国家很少了解的人，看起来似乎不赞成他。”
从莫理循的信件来看，他对袁世凯将孙文称为“半中国人”的评价，显然是赞同的。在另一封写给报社的信中，莫理循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很难说这一假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人们相信他带回了巨款。据我了解，实际上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当孙文回国时，他的确故意放风说自己携带了大量的资金，这令他在“革命威望”之外，更成为众多“革命者”争相拉拢和效忠的对象。
认为孙文不懂中国国情，在当时不只是袁世凯一人。张謇也曾说：“(孙文)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及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黎元洪则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12年初，袁世凯与孙文之间的博弈进入关键阶段。1月19日，袁世凯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由清廷授予他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或临时政府暂设天津。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以铁良为首的满清强硬派抵制。南方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也表示，一旦清廷退位，政权同时消灭，袁世凯不得在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洲统治权以自重。有意思的是，孙文的“临时大总统”，是由“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而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则是由各省督军或真正的实力派指定的，其合法性始终存在巨大的问题。
袁世凯没理孙文的茬，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解释：“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此时的中国南北，出现了两个临时政府，并且都在合法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实力决定一切。清帝退位后，孙文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但吊诡的是，原本竭力主张“总统制”的孙文，突然改弦更张，要求实行“内阁制”。这两种制度的区别，在于总统的权力。民国初建时，孙文自认为首任总统非他莫属，而宋教仁则在积极争取当上中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因此，宋教仁主张采用法国式的内阁制，但孙文坚决反对，认为内阁制会架空总统，而要求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最终，孙文如愿以偿。
如今，孙做了两个月的“临时大总统”，要让位给袁世凯，突然坚决地提出，要修改约法，改行内阁制，让总统成为荣誉头衔。同时，孙文又突然提出必须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等新的条件。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穿孙文给他定制的“小鞋”，莫理循在此时痛斥孙文“破坏协议，那是不能容忍的”。莫理循建议袁世凯，效仿古希腊马拉松之战中争夺总指挥位子的做法。当时，为了解决希腊军队的指挥权纷争，10位雅典将军进行投票，结果每人都认为自己最为胜任，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把原先的总指挥米尔泰底的名字放在第二位，结果他们的选票互相抵消，最后还是米尔泰底当选。莫理循建议可以让各省来投票，他们一定会将自己的省会作为首都，将北京作为第二选择，到时北京一定能胜出。
这一“高招”，袁世凯并未采用。他采用了最直接的办法：同意南下，但忽然间，北京就发生了兵变。在巨大的国内和国际的“维稳”压力下，孙文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
在共和的名义下，对于权力争夺的不择手段，正在为这个新生的民国埋下了无尽的灾难。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莫理循被聘任为总统特别顾问，成为袁世凯22人外籍顾问团成员之一。
在出任这一重要职务之前，莫理循最后一次以记者名义回到英国。对于刚刚年过半百的莫理循来说，这一次英国行在他的人生中十分重要：一是为袁世凯和新生的中华民国辩护和宣传，驳斥那些认为民国混乱无希望的舆论，二是迎娶他的新娘。
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组团出席巴黎和会，莫理循也随团赶赴法国，为捍卫中国利益与日本进行对抗。不久，莫理循病倒，赶回英国进行治疗，并于次年在那里去世，享年仅58岁。此时的中国依然处在内战的混乱之中，交战各方都高举着革命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