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西方眼中的“卑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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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许多人一样，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知道那艘著名的冰海沉船上竟还有中国人(从他们的姓名拼法判断，大多都是广东籍)——— 一共八人，其中六人生还。鉴于当时全船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下来，而这八个中国人所住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生还率更仅有16%，不能不说他们是相当幸运的。然而，在当时的英美媒体看来，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勇敢、有急智或幸运，只不过是在混乱中以卑劣手段获得生机，而这一严厉指控的证据，除了一些含糊而矛盾的说辞，说到底就只有一条：那是“中国佬的种族卑劣性”使然。

　　 没有真相，只有各种说法

　　那的确隐藏着许多故事。受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影响，我们许多人都不免将那艘沉船的故事设想为一出浪漫而催泪的悲剧，其中展现着某些人性最好的东西：舍己为人、临危不乱，甚至那个算是反角的纨绔子弟，多少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通常不大浪漫：这艘象征着当时最高工业成就的巨轮，也是当时社会阶层和种族分化的生动展示———头等舱每舱位单价是三等舱的十倍，而乘客生还率也是三等舱乘客的2.5倍。然而在当时(很大程度上至今如此)的英美媒体上，谈的最多的倒是上流社会的英美白人男子具有贵族气度和骑士风范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在男性乘客中，头等舱的生还概率明显高出一大截。

　　得益于前人极其详尽的研究(泰坦尼克号可能是古往今来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艘船)，程巍在书中以许多详尽的数据证明：关于英美男性男子气概的“泰坦尼克神话”，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种族和阶级偏见的想象所建构起来的。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上层社会男子，实际上并未展现出超人般的“古风犹存”的骑士精神(遇难的名流富豪都被回忆“死得像个男人”)，船员们也不见得多冷静而具牺牲精神———相反，船上4名副官和189名男船员都活下来了，而事后据一位女乘客回忆：“那些生还的男子，除了那些被命令进救生艇划桨的，全都是溜进救生艇的。”逃难场面极为混乱，船长竟在事发一小时后，才指挥第一只救生艇放到海面；而近三小时后，全船已快沉入海面时，仍有两只救生艇未准备好就被海浪冲走了。危难时刻，阶级表现更为明显：最先离开的7只救生艇里没一个三等舱乘客(哪怕是女乘客或儿童)，倒有不少头等舱的英美男乘客；三等舱450名男乘客中仅59人生还(头等舱则是171比56)。

　　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这也算正常的——— 难道还能是别的样子吗？慌乱、怕死固是人之常情，优先照顾头等舱乘客也自可想象，就像电影院失火时都有人高喊“让领导先走！”如果社会平日并不平等，又如何指望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或某一群体忽然发扬高尚精神？毕竟，在那一刻，多是人的本能最快作出反应。但这里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灾难本身，而是表现灾难的那些话语。

　　在这样毁灭性的灾难面前，真相是最先被牺牲的。实际上，在船沉没的瞬间，就已经不再有真相，而只有各种说法。在那样的慌乱中，人所留有的仅有个人的一些主观感受，侥幸生还者或对自己如何活下来讳莫如深，或出于为死者讳的心态，各种记忆说辞中的夸张、歧异、相互矛盾自是难免。为了抢发报道，记者们未待核实(说实话，又怎么核实呢)，便将幸存者所说的“故事”作为事实，再添油加醋刊发出去。当时仔细阅读了相关报道后的萧伯纳便已说过，这乃是“罗曼蒂克谎言的一次大爆发”。这本来也不奇怪，如果我们在一场地震中幸存，也会述说许多死者临危不惧的感人事迹，到最后已无法分清哪些才是事实，哪些只是想象。灾难就此转变成一系列感人的道德故事。

　　虽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免更关注对船上中国人的遭遇，然而这艘船上的乘客来自22个国家，当时的英美报纸只怕也不是对中国人才另眼看待。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中指出，西方媒体上的中东世界形象，同样常常是一些简化图景的错误再现(m ispresentation)——— 中东人，要么是挥霍石油美元的巨富，要么是手持A K 47、络腮胡子的恐怖分子。他为此特意使用了一个双关语“cover”，在英语中既有“报道”之意，又意味着“遮蔽”。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报道与叙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没有了批判和反思，那么报道即遮蔽。

　　 种族主义：一种错误的想象力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在考验人的严峻时刻来临时，人们内心深处最保守的价值观和偏见都会不可压制地活跃起来。比如欧美猎巫事件中，被判定为女巫而烧死的人，绝大多数原本就是社区中受人歧视和厌恶的边缘群体。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被设想为是依靠卑劣手段逃生、而一些有确切证据是卑劣生还的英美男子却被淡化，这说起来并不意外。

　　不要忘记，泰坦尼克号不是在真空中沉没的。一百年前的那个时刻，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享受了长期和平的西方社会内部隐伏着巨大的阶级矛盾，而他们对其他有色人种的优越感也正臻于巅峰。1912年的那个早春，虽然中国人已剪掉发辫，肇造共和，自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大众心目中印象最深的中国人形象———那个拖着辫子、邪恶而阴险、可谓“黄祸”的道成肉身的傅满洲博士，也是在这一年诞生于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通俗文艺及其风行程度往往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从这一点上来说，傅满洲的形象乃是当时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本书中所批判的那种“种族主义想象力”，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必然流露。那是一种“类别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即通过将人划分类别而预先作出判断。在沉船这种戏剧性的混乱场面留下的零碎记忆中，更容易依据某些种族和民族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个体的行为———“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必然如此行事，不然就太让我惊讶了。”种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坏的想象力，正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类别划分基础之上。在那个“黄祸”在西方被喊得震天响的年代，也正是中国人逐渐“变成”黄种人的时期——— 在此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是“黄种人”，他们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白种人，所谓“黄种人”原本就是一种建构出来的类别范畴。

　　种族主义的偏见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因为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将不同的群体分类，在复杂的文化作用下，又将这些类别贴上价值判断的标签。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谣传大批朝鲜人趁机作乱，结果日本暴民杀死了三千名无辜的朝鲜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谣言与暴力？因为长期以来朝鲜人在日本社会深受歧视，人们才确信他们真的会“趁机作乱”。

　　这么看来，这种“种族主义的想象力”说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更不像程巍在书中似乎暗示的那样，是英美种族主义者才会犯的错。事实上，东方人也不是对此免疫的。这种刻板印象、歧视和偏见会相互强化，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最日常的表现就是某种固化的偏见带来的“事前的判断”———“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上海人就是小市民”，诸如此类。通过给不同群体贴上标签分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常常有赖于这些“默认的设置”，以至于我们很少去怀疑它的分类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怎么看待“西方之眼”？

　　应该说，程巍选取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以泰克尼克号海难报道对英美上层和中国人的报道为切入点，极能以小见大，因为在这种极端的时刻最能体现西方社会最真实的潜意识。这也使得全书的分析常带有某种社会心理的病理学研究味道。

　　批评种族主义或驳倒其背后的逻辑并不难，那即便在西方也早已臭大街了，难的是如何展现当时社会的“想象力”———即便是种族主义想象力。这种想象之中，混杂着真实与虚构、傲慢与偏见，但那不是因为一百年前的西方人格外愚蠢或无知，老实说，你可曾见过哪个年代的某一人类群体总能“正确”地看待其他族群？从来也没有过。从这一意义上说，分析那套种族主义想象力的叙事，无非是为了通过呈现其谬误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这样我们才不至于错误地认为：这只是那时的西方人才会犯的错误。

　　和那场海难事件中任何一位幸存者或报道者相比，本书作者的叙述几乎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他以此毫不留情批判了任何“犯错误”的历史角色。不过其批判的特点也正是其弱点所在，那就是，这一批判主要是基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他的锋芒所指，有时不像是在寻求这一事件背后的丰富意义，倒更像是一位替那些受冤屈的中国人讨还正义而竭力辩护的律师。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沉默地不曾留下任何证词，如果说对他们“卑劣行径”的指控带有种族歧视色彩，那么，仅根据推测而为之全力辩护，恐怕同样不免将争论意识形态化了。

　　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讨论中，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当时教科书上不加批判地颂扬泰坦尼克号沉船中英美男子的克制、刚毅、守法、礼让，从而寄托了针对本民族的“国民性批判”，是某种有害的“西方之眼”的胜利，这样一种外生的视角最终导致了本民族文化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内化的自卑感。在这里，他道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终极担忧和真正用意———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已有几分矫枉过正的启蒙话语。他由此认为新文化运动影响了我们的感知，使中国人无形中过度贬低本土文化，形成一种自我殖民化。

　　对于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确实，我们需要提防在启蒙批判中走向异化———原本是为了复兴本族文化而自我反思，最终却走向全面否定自身传统。麻烦的是：现代的文明进程本身就常伴随着这样一双观看自我的内在之眼，伊利亚斯之所以强调“羞耻感”是文明化最重要的因素，正在于此，因为羞耻感依赖于自身感受到对自己的注视，“文明”正意味着将这种自我强制予以内化。只是当这种“外在之眼”来自外部时，便会带来自身主体性的丧失与自我困扰。然而，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拒绝自我批判、拒绝启蒙，也是不可能达成本土文化复兴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西方之眼”或新文化本身，而在于这一过程，中国人是单纯地被表述，还是有自己的主体意识。(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