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刀锋 顽强的木板：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抗战版画
何处是家（版画）
江 丰
青纱帐里（版画）
古 元
为抗日将士做军鞋（版画）
焦心河
拿起我们自己的武器（版画）
野 夫
胡风是鲁迅先生晚年比较信任的弟子，受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艺术运动的影响，也积极推动木刻艺术发展。他不仅在主编的《七月》等杂志上经常刊登木刻作品，还于1937年10月从上海撤退到武汉之后开始筹备“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展览会于1938年1月8日开幕，作为抗战期间第一次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共展出抗战木刻作品300多幅，3天的展期参观人数近万人次，有力地宣传了抗战。幸运的是，当时的参展作品和胡风之后收藏的木刻作品共计400多幅，历经战火和劫难，却保存完好，并由其家人捐赠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这些抗战版画，包含了著名木刻家抗战初期的代表作品，从中还新发现了王青芳、卢鸿基等木刻家不为研究者所熟知的木刻作品，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早期抗战木刻珍贵的历史遗存。
铁蹄下的苦难与反抗
日寇入侵中国之后，到处大肆烧杀抢掠，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胡风收藏的抗战木刻中，便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的苦难生活。如刘岘的《侵略者来了》，前景突出刻画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浪人形象，背景以几间正在燃烧的房屋来突出侵略者的暴行，主题鲜明。江丰的《何处是家》也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以日寇枪杀农民、抢夺耕牛、烧毁房屋等场面为背景，突出前景中不堪忍受日寇暴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一家四口的困苦，日寇的罪行在强烈的黑白对比中昭然若揭。
还有一些作品直接揭穿了日寇所宣扬的占领区是“王道乐土”的谎言，如卢鸿基的《沦陷区的凶神》、陈执中的《王道乐土的所谓“夜不闭户”》等。江丰的《囚》、陈执中的《虐待知识分子！》则刻画了抗日战士和知识分子在日寇监狱中所遭受的虐行。
面对日寇暴行，民众所做的不仅是承受更有反抗，这类题材在胡风收藏中也占据了不少数量。胡风收藏中有两个连环木刻——万湜思的《中国战斗》（23幅）、王愚的《荡寇图》（24幅），前者突出表现了日寇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后者使用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不仅将日寇入侵一个中国城市之后在附近乡村烧杀抢掠的行为刻画得淋漓尽致，还表现了城乡人民组成游击队奋起反击日寇，最终消灭日寇等内容，整套连环木刻构图简洁，故事情节完整，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抗战宣传作用。
抗战中的前线与后方
除了警示、教育意义之外，抗战木刻也会随着战事发展，通过象征、再现等手法，反映前线战争和后方对抗战的支援等，直接宣传全民抗战。胡风收藏的木刻，便如一部凝缩的历史，不仅有不少鼓舞全民奋起抗日的题材，也有不少反映日寇悲惨下场、人民渴望和平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题材的作品，这对当时国人认识战争、认识世界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映全民抗战方面，野夫的《拿起我们自己的武器》以手握长枪的士兵、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农民、挥舞着铁锤的工人一起呐喊着向日寇冲锋的场景，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对日寇的满腔愤怒和全民奋起抗日的勇气。马达的《为自救而战》象征着中国女性在抗日战争中用投身抗战的实际行动自救并寓有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含义。还有一些木刻作品刻画了抗日战争中的军人、游击队员、农民的形象，表达出他们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如陈烟桥的《保卫卢沟桥》展示出手持步枪的士兵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王琦的《肉弹战士》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长直线条刻画了中国空军飞行员舍身驾机冲向日舰的场景；庄言的《老百姓的胜利》表现了手持红缨枪的农民刚打完胜仗之后的英雄气概；古元的《青纱帐里》描绘了四位游击队员准备伏击日寇的场景。这些作品不仅反映出战争的惨烈，更体现出中国战士对日寇的仇恨及战斗的英勇。
抗战中，广大群众不仅参加武装抗日军事行动，也在敌后方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抗战，如陈叔亮的《石印工人》刻画了印刷工人印刷宣传品的场景。为应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广大抗日军民还积极开展生产，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如江丰的《开荒》、阎素的《武装保卫春耕》、安林的《保卫收获》等都是这类表现八路军开荒、农民武装保卫收获的主题。还有焦心河的《为抗日将士做军鞋》、李桦的《耕耘》、力群的《给群众修纺车》等，就艺术性而言，这几幅木刻中的人物形象均已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还有一些木刻作品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翻身当家做主后的生活。如力群的《居民工作者》描写的是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为居民服务的场景，《优异的革命老教师刘保堂》（10幅）讲述了根据地优秀教师认真教学的故事。
在胡风收藏的木刻作品中，也有小部分反映日寇形象的作品，如平杜的《俘虏》刻画了一个日寇俘虏在忏悔流泪；安林的《在异邦》刻画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日寇在月夜巡逻时思念母亲和妻儿，并流露出厌战的情绪。此外，还有表达反战、追求和平主题的木刻作品，如沃渣的《反战细胞》、马达的《白求恩像》、张慧的《帮助政府去的西班牙妇女和儿童》，表现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题。
烽火中的突进与淬炼
对于抗战木刻兴起的原因，胡风认为“一是中国人民的困苦的斗争，在艺术上要求表现，而木刻一开始就是和这个要求一致的，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伟大的文化先驱者鲁迅先生的提倡、介绍和诱导。木刻家所以必得受冷视，受困苦，甚至流血的原因在这里，而木刻艺术就是在冷视、困苦、流血里也依然能够成长、发达的原因也在这里”。胡风还特别指出了抗战木刻的现实意义：“我们把木刻和‘抗敌’连在一起，绝不是偶然的，从战斗里产生的艺术自然能够和战斗一同前进。我们希望一般观者能够从这里亲切地感到中华民族的伤痛、忿恨以及浴血的苦斗，也希望木刻运动本身从这里得到更深刻地向斗争突进的兴奋。”某种程度上，胡风的评论也指出了抗战木刻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正确道路。
经过抗战烽火的淬炼，新兴木刻逐渐摆脱“欧化”创作倾向，吸收中国传统和民间艺术养分，实现了创作风格向本土化的转变，成为艺术界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但它在迅速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艺术水平与发展速度不相称的局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这些抗战木刻作品，虽然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作品在艺术水准上有明显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那个时代对宣传抗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毕竟那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下，刚从事木刻创作没有几年的青年木刻艺术家用简陋的工具、饱满的抗日激情所刻制出来的，他们所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遭到外敌侵略时的苦难和抗争，是对那个苦难时代的真实再现。
郭沫若先生于1946年在上海参观“八年抗战木展”时，曾在题词中高度评价新兴木刻运动：“中国就像一块坚硬的木板，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痛、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终究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锋对准顽强的木板！”这是对八年抗战新兴木刻运动的总体评价，也是对当时经过抗战烽火的磨炼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木刻艺术家创作方向的期待，更是对英勇不屈的民族之魂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