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侧记：四十年前黄土地上闪耀的红十字群星
1974年，孙立哲（右二）与医疗队员辨识草药
康儿（靳奋山）只活了24岁
采访/本报记者吴菲
岁月留痕
孙立哲为清华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插队。他成为赤脚医生纯属偶然，当地农民生病发烧，他用北京带去的药品帮老乡退了烧，行医之名传出。他当了赤脚医生以后，开始认真自修医学，到大城市的医院学习，也受过解放军医疗队的培训，还订了几种外文医学期刊。当地政府在财力物力上支持他办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并组建巡回医疗队，附近农民来看病，不收钱，不收礼，因此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他和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和知青模范。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李光弼等知名专家先后前来陕北实地考察，认可了他们的专业水平。
手记
不真的走一趟陕北，一直不敢讲孙立哲他们的故事。
“一唱孙立哲，赤脚的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上世纪七十年代风行延安的一句老歌，40年后黄土地上仍有人会唱。只是唱和听过的人都老了，一如“插队下乡”、“赤脚医生”、“知青典范”这样的名词，不少在今人听来，遥远恍若古代；而“北京初中生窑洞中操刀大手术”这样的“剧情”，也实在太过传奇，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直逼造神年代那些贻世笑谈。
所以，用了6年时间纠结，不知怎么能把它讲得让人相信（其实，说到底可能根本就是我自己不敢信）。最早是2008年年底，心心念念要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亲耳去听孙立哲讲了四五个小时。最近一次看到他被同行讲出来，是2014年9月的财新传媒，也是孙立哲自述的形式，在公号年代，一时风传。平庸的年月，人们乐见奇崛的人生。
10月12日至17日，十数名北京知青重回陕北延川，重聚昔日孙立哲传奇缘起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重走40年前巡回医疗时他们一起辗转青天黄土明川远村间携医送药、悬壶济世的路途。北京青年报记者完整随行，一起领受举村乡民执年节欢庆大礼的相迎，一路采访被他们救治过的乡亲、因他们启蒙和带领改变了命运的青年，还有当日用速写、照片记录他们行止的艺术家，他们的陕北房东、北京小学同学、孕育在黄土地在美国长大的子女……当然问得更多的还是他们本人：为什么来？何时离开？因何难忘？哪些刻痕？
最终，一次求证之旅：40年前，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延安？
开的药方都是拉丁文的
口述者：朱珍珍（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负责人，现居美国）
孙立哲那时候外语就特别好。英语是一定需要用业余时间抠出来的，他是不睡觉也要复习英语的。一个星期要背400个单词，四个星期不忘，而且每个星期都这样坚持背。他窑洞的墙上一墙全是英语单词，天天对着墙看，厨房、柜子、床，都有。不光是英语，孙立哲还学习德语、拉丁语。
我是1974年五月初一到的关家庄，我跟李霞两个女生，还有五个男生。李霞就是要去当赤脚医生的，当时我们在知青灶房里晚上经常有争论，我觉得这个地方太苦太穷了，我们应该先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样才可能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从这个方面着手，所以我就不想参加医疗站。一直到11月，孙立哲说你必须来，太忙了，你不会就先从药房开始。
我是很怕血、怕残酷的东西、怕看见伤残，别人疼痛就难过到不能过日子的那种人，我想当医生对我最不合适。孙立哲说“你来看做手术吧”。我看的第一个手术是一例怀孕做心脏手术的，那么紧张的手术，孙立哲做了半截还回头看我一眼：“你脸全白了，坐一边去吧。”那个手术之后我三天没吃饭，一吃就要吐。
现在回想，那时候那么怕血的一个人，最后也跟着上手术台，看着病人腿断了，生疮长蛆都完全不会在意，完全是把病人看成自己的责任，这是跟孙立哲学的。
再回来讲外语的事。我刚去药房，孙立哲也是不客气，开的药方都是拉丁文的，所以我经常要往病房跑，去问这药是什么名字。我还记得一次手术，黄家驷也在，孙立哲拿出一把形状特殊的手术钳，说它的英语叫这个名字，拉丁语叫这个名字，德语叫这个名字，西班牙语叫这个名字。我当时都惊呆了：记忆力就这么好！
再讲一个巡回医疗中发生的故事。当时老乡对我们特别好，感动的场面多极了，有一个场面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村子里做子宫瘤切除手术，我们在炕上搭一个手术床，手术床上悬一个布单子，防灰尘用的。我们把手泡完之后，老汉说你们这水还用不用了？我们以为他要帮忙把水倒出去呢，就说“不用了”，结果他学着我们把手泡进去了，我们说，“您干吗呢？”他说“有用的时候我帮下忙嘛”。
那台手术做了差不多6到8个小时，出汗了有人在旁边给擦擦汗，有时打开口罩塞点饭在嘴里。缝到最后一针孙立哲真是快虚脱了，怎么都钩不上，嘴里不自禁地叨唠着“这一针太难钩了”。病人半醒着，接了话：“我口袋里还有一个顶针呢。”
你有什么理由打自己的小算盘
口述者：马向东（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巡回医疗队负责人，现居美国）
当赤脚医生我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块儿插队的五个男同学中，有一个由大队推荐去参加301医院赤脚医生培训的张大力，他为乡亲们看病，而且深受爱戴。他在当时就是用针灸、用一些偏方草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艰苦的环境中为贫下中农治病。他一天到晚跑在三个村子中间，早出晚归。1969年12月4日，他在出诊的路上摔下悬崖牺牲了。
万分悲痛之余，乡亲们推选我去接替他的药箱，从那个时候我又回到当年培训了他的总后301医院医疗队，经过很简单的培训，然后我又到县医院接受培训，之后继承了我同学的理想和他留下的药箱，开始担任赤脚医生。1974年积代会认识孙立哲以后，到关家庄学习几次，呆一两个月，参与手术、给赤脚医生做培训，参与巡回医疗。
我从一开始当赤脚医生，就用中草药治疗，村子里面实行免费治疗。其主要来源就是自己找的中草药，当然必要的抗菌素还要去买。一个是大家伙儿给我，不一定要交医疗费，给我交药材就行，我集中在一起去卖，卖了我们就可以换回来西药。
我治过一个说书的瞎子，白内障。原来他看不见路，得雇一个小孩牵着他走。后来他能看见路了，高兴地坐那儿就唱开了。这就流传来了，“县医院治不了的病他能治”。还有一个，中耳这儿化脓了，从这儿穿孔了，你给导流一下就完了嘛，没人做，县医院就不做，又推给我们那儿了。
那时候关键就在于你用心不用心。这么一帮子人，整天就是一个“拼了”。我们吃的是什么呀，顶好的就是那“玉米烫片”。巡回医疗的时候，那烂河滩，那鹅卵石头冰雪，就在这样的路上，真是像当年长征一样，人就那样一种拼劲，没有退路。
我们感觉到，延安地区的老百姓特别朴实也特别善良，这样一种敦厚的民风和善良朴实的农民本质，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刚刚走上社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年龄，提供一个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及建立一个人生目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培育了一个感情的基础。
一位视神经母细胞瘤的病人的家属来了以后，首先就说：“为什么我们在半夜三更来找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凶多吉少，没有哪个大夫愿意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那是砸牌子的事。”贫下中农替我们先想到了，这个手术凶多吉少，所以在半夜里来找你，这个手术要是下不来，我们马上就走，不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名誉。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使我觉得任何为自己的打算，在乡亲对你的信任、大爱面前，都无地自容。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病人都替你想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去打自己的小算盘？我觉得说孙立哲精神也好，说孙立哲现象也好，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养育了我们，激励了我们，它激活了我们的人性，所以你看孙立哲一见病人就什么都不顾，这种精神靠人民的滋养，才有那么大力量，有使不完的力气。
提起康儿，医疗站没有一个人不佩服
口述者：蒲冶青（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后在北京医疗单位工作）
我是1969年1月到关庄公社大张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刚下乡时，就在队里务农。1970年冬，因患“急性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就瘫了。村里用拖拉机把我送到县医院，经过大剂量的激素治疗我又站了起来。回到村里，队里不让我再干重活儿，安排我当赤脚医生。其实那时候我对医学还一窍不通呢。
1973年秋天，孙立哲在公社卫生院办“赤脚医生培训班”，我参加了培训。一个月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医疗知识，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当时关家庄病人太多，孙立哲他们已经忙不过来了，就把我借调到关家庄去帮忙。
村里有一名赤脚医生叫靳奋山，我们都习惯叫他的小名“康儿”，他很早就去世了，我们都很怀念他。康儿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多次心衰。他曾经告诉我，他犯病最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能躺下，只能半蹲半靠在灶台旁边的墙角那儿，或者在柴禾堆那儿，熬过一个个黑夜。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孙立哲来到了村里，孙立哲就开始给他治疗，缓解症状，控制病情，使他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经常跟我说是孙立哲救了他的命。
孙立哲给康儿缓解病情以后，他就跟着孙立哲，孙立哲看病他就跟着帮忙，什么事儿都干，不怕脏，不怕苦。康儿非常聪明，很多事情一学就会。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跟着孙立哲，他识了字，可以阅读整版的报纸，还掌握了很多医学知识，康儿成为关家庄医疗站最元老的赤脚医生。
开始康儿就负责给病人打针，因为那时候病人都是分散居住在老乡家里，所以每天都能看见康儿拿着针盒、药包满村跑。最绝的还是他的静脉穿刺，在昏暗的小油灯下给小儿扎头皮静脉，根本就看不到血管，只能用手摸。康儿是一个长期的心脏病患者，手指头还粗，就摸着扎，往往一针成功，那技术绝对不比北京儿童医院护士长的技术差。
康儿自己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所以深知生病的痛苦，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外边来看病的老乡解决困难。他经常是处于缺氧状态，和他一起干活儿的时候，能明显看到他的嘴唇是发绀的。然后都能听到他很急促的呼吸，他有时候很憋气。可是你问他从来都不说他不舒服。他知道像他这种病，必须得好好静养才可能延长生命，可是他拒绝在病床上休养，而是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拼了命地想为医疗站多做一些事情。
最初我们就在三孔旧窑洞里自己动手，完全是白手起家，我们用高粱秆绑一个架子，然后用透明的塑料布把棚子完全密封起来，留一个小门，就是我们的无菌室。每次做药之前，先用福尔马林熏蒸消毒室内的空气。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通风设备，福尔马林熏蒸后，人钻进去特闷热，也特别辣眼睛，福尔马林那个气体特别刺眼睛。所以每次做药的时候我们都是争着抢着，要到无菌室里去干活儿。
我们自己也动手，因陋就简地制作了很多土设备。像冲洗药瓶的架子，我们当时没有自来水，就做一个很高的架子，把水桶放在上面，用虹吸的作用把水引下来，再进行冲洗。还有灌药水的设备。这些东西有好多是康儿出的主意，他特别聪明，设计好多土设备，对土药房的建设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胎盘并不好搞，好不容易搞到一个胎盘特别珍贵，可是怎么洗也不可能把里面的血洗干净。康儿就出一主意，拿输液的管子插到脐静脉里，从胎盘里面冲，可以把胎盘冲得雪白雪白的，每一个绒毛都是透亮的，特漂亮。
每次生产出一批新的注射液，我们都按照书上写的要求严格做动物实验。为此我们还养了好多兔子，平常每天都给兔子测体温，来观察它是否健康正常。试验时就把我们生产的注射液从兔子耳朵的血管注射进去，再定时测量兔子的体温。只有动物实验合格，我们才敢把药交给医疗站使用。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动物实验不是太满意，药就得扔了，康儿觉得特可惜，着急了，自己拿起来给自己打了一针，结果引起了药物反应，发烧、寒战，还诱发了他的心衰，真是为了制药差点儿把命给丢了。幸亏那次孙立哲及时赶来，才没酿成大祸。
康儿只是一名最最普通的赤脚医生，可提起他，医疗站没有一个人不佩服，没有一个人不称赞。虽然他只活了24岁，但是他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大家心里。本版供图/山青
那块土地造就出不畏惧的风格
访谈者：李彦（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负责人，现在维也纳定居、工作）
时间：10月13日
地点：延安大学窑苑宾馆205房间
记者：什么时候跟孙立哲认识的？
李彦：我1969年1月到冯家坪公社四新村插队。1971年被招到县医院，开始是当护士，后来晋升为护士长。1974年夏天参加了一个延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那里跟孙立哲、马向东、彭延，还有昨天来的仁和、陈愉认识了，我很被他们那些事迹所感动。
开那几天会我们每天晚上都讨论，谈到延安缺医少药，希望能够改变那种状况。就由孙立哲发起，马向东和彭延起草了一个向中央反映延安缺医少药状况的那封信。
那时实际上是我主动要求参加医疗站的工作，但是县里还是给我照发工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算不上赤脚医生，只不过是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工作。我去了5年，1974年到1979年。
记者：很多老乡说，当年好些病人得到救治，很大程度是因为及时，因为马上就可以处置。
李彦：有些急病，当你把人抬出去，比如到永坪医院，翻一座山，至少要一个多到两个小时，抬到县医院需要五六个小时，抬的路上可能就要死人了。
还有一些病人已经经过两三个医院踢皮球了，说“你这个病不能治”，然后他一来就说：“孙立哲你给我做，就算死在手术台上我也不说话。”
有一次抬来一个，胃大出血，血压都已经掉下来了，你说你做不做？我们就必须做。慢慢他们就觉得孙立哲是神医，什么都会。他做过一两次手术，他们有病人就往这儿抬，被逼得也没办法，他不做也得做。你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死在路上。
记者：您是从一个正规的医疗环境，去跟他们做这种胆大的手术。这种反差，我觉得在您自己的经历里特别有意思。
李彦：反差是比较大。但是正因为这样，孙立哲才希望我去，去帮他们搞得更正规一点。我帮他们建立起手术室正常的一个秩序吧。我上手术的时间很少，反倒是准备工作呀，或者是术后的一些治疗工作做得比较多一点。
记者：到1974年您加入的时候，他们的设备是不是已经好点呢？最早的时候不都是在自己身上练，拉被子练缝合，老乡们把自家的动物送来给他们练开刀，高压锅蒸器械。
李彦：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两三种巡回医疗用的手术器械，卫生部也送了我们几套，都很正规，消毒用的高压锅我们也有了。他们做完手术，九十点钟了，那器械都要收拾、晾、擦干、上油、包好，放到高压锅里。高压锅烧的时候，我们是用炉火，有个大炉子在手术室里烧，那屋子热得很。
我毕竟在县医院受到培训，知道怎么写手术记录、怎么写病历，所以每次遇到特殊的病历，孙立哲都要求我记录下来。那次黄家驷他们来，就看了我们的病历，看了手术，他也发现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规范的，不是真拿人开玩笑那种。
我们最初的初衷还是想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刚开始到农村，是抱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因为我们大部分是作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送下去的，很受歧视。
记者：当年孙立哲和你们不畏惧任何东西，不限制任何东西，我觉得，真是当时那块土地和那种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造就出来的一种风格。
李彦：现在我在维也纳行医，他们也说你怎么能这样工作呀？他们觉得奇怪，感觉我懂得很多，各科都难不倒我。当然我不会像人家专家那么精啊，但是我什么都懂得一些。一看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我实际上是个乡村医生。”他们那儿乡村医生也是“万金油”。所以乡村医生必须要求技术全面，而且没有太多的框框，乡村医生就是要能处理各种不同的病症。
老乡们传得真，传得神，其实我并不神
访谈者：孙立哲（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负责人，现在美国和中国两地工作）
时间：10月15日
地点：延川县关家庄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当专职的赤脚医生呢？
孙立哲：也就是到那儿插队三四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特别严重的流行病。
记者：那为什么是您？别的同学呢？
孙立哲：治的时候，好多人都参与了。我可能参与得多一些。
记者：也有能力的问题吧？
孙立哲：也不是，就是参与得多一些。但是慢慢老百姓就找我来了，越找越多。然后跟史铁生学那点儿本事，“这件事说明这个人厉害”。那是人家信你，以为你厉害。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而且他们传了好些故事，什么“肯定是祖传的”、把瘫痪的扎得站起来了，把死人给扎活了，他们传得真，传得神，其实并不神。还有一个，之所以后来变成我当赤脚医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到村里头，发现好多老乡躺在炕上发高烧，四十多度，烧一个多月，还有死的。
记者：都得烧坏了。
孙立哲：小孩儿还有死的。小孩儿死了以后就招魂儿、叫魂儿什么的，没有任何医疗措施。那时我们知青自己带了点儿药，感冒药啊什么的，我们就把自己的药集合起来。大家还把红糖拿出来，给病人喝红糖浆水，其实红糖浆水不管事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得的是斑疹伤寒，那是一种传染病，全村一半的劳力都躺下了，还有一躺躺一家子的。我们当时根本不懂，然后就见了这种，翻书，猜测会是什么病，出了好多笑话。摸索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大概是一种传染病，就想用抗菌素。有一个人带着氯霉素，治拉肚子的，突然摸索出那个药管事儿，给老乡吃，真就管事儿了，结果把村里的病人大致治好了，这个是比较突破性的。
记者：你们会被传染吗？
孙立哲：有被传染的，女生，烧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没有。那种病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虱子带着特殊的细菌。
记者：您看得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吧？
孙立哲：胆子还可以，但是我们那时候拼命地学，拼命琢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我还有一个机会，得益于我的姐姐。我姐姐在酒仙桥医院，是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那年我把史铁生送到北京看病，我就去那儿见习了。
记者：在那儿见习了多久？
孙立哲：就分检、内科转转，边儿上看着，后来在手术室也看一看。然后跟北京朋友们说：“这不行，我们需要这些设备，咱也没有钱，不如这样，你们轮流装病人，挂号到我这儿看病来，然后我准备一些刀子剪子你们帮我偷出去。”
记者：从姐姐医院偷出来的？
孙立哲：对，现在都没人知道，要不那会儿我哪来的设备啊。麻醉用的一些管子，是让我妈去买的。
记者：（笑）全家人等于都给动员起来了。
孙立哲：那时候反正也混乱嘛。开始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
记者：（笑）除了自己做点儿输液。
孙立哲：输液还是别人不要的瓶子。延安地区医院都不要了，我们说我们要废物利用。他们说你们都拉走吧。我们回来刷瓶子洗瓶子。然后学书上怎么做。后来我们就组织了巡回医疗队。
记者：一个医疗队大概有多少人？
孙立哲：大概把全公社和外公社的赤脚医生集合起来讲课训练。我先当老师，也找了些其他人当老师。讲解剖，讲内、外、妇、儿科，然后照着书备课，讲完以后通过巡回医疗的方式讲解计划生育知识，给大家普查、看病。那时候，外省的、外村的、外公社的、外县的人，每天起码来一二百人尾随我们。
记者：病人？
孙立哲：病人是拉车的、骑毛驴的，追着我们。我们解决巡回医疗问题的时候，还得看这些跟着来的病人。给你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寡妇再婚，就在我们村里，有一天晕倒了。我过去一看，满脸煞白全是汗，说不出话来。我就问怎么回事？说肚子有点儿疼没有其他的。我一想，刚结婚两个月，坏了，宫外孕。我说赶紧拉到手术室。拉进窑洞手术室血压都没了，人已经完全不行了。赶快切开血管，把输液管插进去，先输进点儿液体。然后麻药都没打就进腹腔了，一看腹膜底下已经是黑色的了，全是淤血。当时没有血浆，也没地方验血，没法配血，赶紧自体输血，腹腔一打开血就喷出来了，压力非常大。拿我们手术用的瓷碗，把血舀出来以后就往输液器里灌，灌完了再给病人输回去。最后，人居然救活了！
记者：（笑）这个例子很有力，够强悍。
孙立哲：开始为什么开刀呢？先没想到会开刀，因为这事儿在当地根本是不敢想象的，那里的巫医很多也很强悍。见得多了，有特怪的事儿。有的挺惨的，小孩儿死了就抱着在山里边招魂，声音很凄厉。一个人挖水利，往壕沟里跳，结果不小心跳到一把铁锨上，铁锨把儿从肛门杵到肚子里，拉到我们那儿打开一看，肠子都烂了，肚子里一汪血，好多组织都坏死了。我们把肠子捞出来，把铁锹把儿取出来，粪便什么的洗干净，开放一会儿放进去，再缝合，然后把子宫等等修补好。
记者：还是个女的？
孙立哲：女的，年轻女孩儿。她后来问我还能不能生小孩儿?我没把她的子宫破坏，输卵管、卵巢切掉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完全可以生。后来这女孩生了仨孩子。
记者：您整个成一个神医了。
孙立哲：我那时经常碰到特别怪的问题。大医院看不了的晚期肿瘤，神经的，各种各样。我参加汇报团回来还带回一老太太，“俩脑袋”，长了一个大瘤子，背了一辈子了，我说您怎么不开刀取下来啊？她说没人给做。结果回村以后赶紧给她做。背了一辈子的俩脑袋最后成了一个。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你因莫须有的政治问题受审查，那些你救治过的农民纷纷出来为你说话申屈。
孙立哲：是，我治过病的人，看我做过事儿的人搞串联，偷偷到我们村儿里，说要签字。有的是签字，有的是按手印，写成了万民折。我看过那个万民折，开始是很简单的几句话，然后老百姓在后边贴上一张纸，又贴一张纸，各种笔写的各种名儿，按各种手印，很长很长，最后只能卷起来。这么一封信最后传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亲自把我救了出来。
记者：我见过一张旧照片，是黄家驷教授与你们同在窑洞的手术台上，还亲自打手电筒照明。
孙立哲：黄教授留学苏联，是我国病理学界很有名的专家，他率领专家团队到陕北考察我们医疗队。他到我住的窑洞里，发现我的窑洞是个图书馆，很有特色，一面墙上贴的全是外文单词，另一面墙钉上楔子摆上板子，全是书。他看到很多外文书，就问“看得懂看不懂”？我说“看得懂，有时候要查查字典”。他突然发现有德文书，因为他是留德的，就拿出来翻到一页，“你给我念念这段”，我就念了一段儿，他说“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懂。你这样吧，你说说你念的都是什么意思”。我一说，意思全对。这一点对他有一定的震动。换句话说，你要是没学过，或者工夫没下那么大，你的知识是不可能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