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下乡宣传：将插队生活说的浪漫又有趣
核心提示：有段时间,天空中飘浮的电波里传来一个叫吴小明(音)的女生的声音,她在电波那一端声情并茂地讲述她在草原插队的生活,既浪漫又有趣。
上山下乡的知青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朱特，原题为：《从大槐树到大草原:永不消失的知青记忆》
40多年前的前铁3号——京城一所普通的大杂院——里曾有一棵百年国槐。据院里的老人们说,这所不起眼的宅子曾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花房,这棵国槐也许就是这位公公当年手植的。大杂院里挨挨挤挤地住着十余户人家,还有三四十个从高中生到小学生的孩子。1968年的八九月份正是京城暑热难消之时,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中学生们每天晚饭后都聚集在大槐树的树荫下,交流着各种趣闻轶事、小道消息和马路新闻。
此时,京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还如火如荼,“文革”主战场已经从中学转到了高等学府和工商企事业单位。曾经的“革命小将”——最先把京城搅得一片混乱的中学生们被晾在了一边。但精力充沛的小将们却不甘寂寞,在京城的各个角落里制造着各种事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群体:顽主。这些人以十六七岁的学生为主。他们讲求江湖义气,或啸聚于闹市或隐匿于小巷、公园,两伙人碰到一起也许一个眼神一句话就会大打出手。
如何处理这群城市里的顽主,成了让管理者头痛的问题。如今专家学者在讨论上山下乡时多从政治经济大处着眼,自是不错。但我以为,把这些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城市不安定因素消解,也是当务之急。
人生选择
大约从那年的春天起,京城里的学校就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宣传。大槐树下陆陆续续传来中学生们去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消息。我所在的北海中学,春天里走了几个去东北兵团的知青,学校开了全校的欢送大会,那哥几个站在台子上面披红戴绿,好不神气,让我等也好不羡慕。
有段时间,天空中飘浮的电波里传来一个叫吴小明(音)的女生的声音,她在电波那一端声情并茂地讲述她在草原插队的生活,既浪漫又有趣。当她说到因为不会做饭把粥都熬糊了,受到了我们的嘲笑。同院的发小,四中学生阿生说,连粥都熬糊的人就该下乡。
8月底9月初,大槐树下的最热议题就是上山下乡。京城各个学校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动员工作。而且当时的说法是上山下乡是中学生唯一的出路,留在京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休想分配工作!那口气可是斩钉截铁呢。一天晚上,阿生带来了学校动员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的消息,说内蒙古什么旗来的人到学校做了报告,那地方挺好的。我心中一动。
宣传的力量其大无比,头羊的榜样魅力无穷。从小就接受“听话”教育的我,在内心深处编织出一个青春梦。我想插队去,当一个建设新农村的革命者。离开絮叨的妈妈,不再忍受父亲的呵斥,或许也是我离家的另外原因。
9月4日晚饭后,大槐树下照例是一群秃小子们聊天。我突然对阿生说,咱们一块去插队吧,我和你随你们学校走。阿生是大杂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做事沉稳,为我所佩服。旁边的二子听见了,也兴奋地要去,大家一起也有个照应。二子也是四中的学生,不过他比我和阿生小,是刚入学的在校生,算年头他第二年(1969年)才毕业呢,还轮不上上山下乡。这时绰号叫刘巧儿的发小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也凑上前来报名上山下乡。刘巧儿从小就寄居在大杂院的姥姥家,因为姓刘,大槐树下的孩子们就把这么一个女性的外号给了他。就这样,在大槐树下我们4个人说好了一块去插队。阿生是六六届,我是六七届,刘巧儿是六八届,二子是六九届,4个人占全了文革兴起后滞留在校的四届初中生。
因为我和刘巧儿不是四中的学生,还需要转学籍,这事就托给了阿生。一件涉及人生的决定就让我如此轻松做出。
第二天阿生带回的消息是转校不成问题。我大喜,立刻跑到学校找到军训的解放军团长说明情况。团长二话没说,立马给我写鉴定封档案,让我自己拿到四中去。我一直想知道这位我不待见的团长究竟给我写了什么。多年以后,当我重返京城,在办理社保等手续时,北京某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让我自己整理档案。那时我最想看的就是军训团长给我写的鉴定。没有。档案里只有中学时期我自己填写的登记表,关于“文革”的鉴定片纸皆无!后来一想,这定是四中的老师给我撤掉了。她是阿生的班主任,大名石磊。好人呐。
临行时分
学籍转成,我向父母公布了我在大槐树下做出的决定。母亲一听就慌了神,眼泪也流出来了,极力劝我缓行,鬼迷心窍的我却只想远走高飞。父亲什么也没说,这位平时对我动辄申斥的严父只是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接着,我到派出所转户口。户籍民警不出10分钟把手续办清,这我和后来重上京城户口时相比麻利多了。真是别时容易回时难。
刘巧儿没有走成。他的学籍转了,京城的户口也销了,但姥姥那里闹翻了天,寻死觅活放出狠话不让刘巧儿离开京城半步。乖孩子刘巧儿听了姥姥的话,半年后他被分配到首钢公司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除了佩服她姥姥有先见之明外,心中也恨恨:不是说赖在京城里的学生都不分配工作吗!
9月9日是离开京城的日子。午饭后我、阿生和二子告别了大槐树,来到了四中。起风了,扬起的尘土让人无法睁眼,西北的阴云也随着风罩住了京城,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刚上送站的汽车,天空就落下了雨点。车没有直接开到北京站,而是到了天安门前停住了。不知谁发给我一张纸片,上面是誓词。我明白这是让我们对着天安门宣誓呢。雨正大,领头的说就在车上吧。念誓词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庄严感,特想哭。来到北京站,雨过天晴,热烘烘的太阳又出现在天际上。车站里人头攒动,还有一拨人敲锣打鼓制造热闹的气氛。
知青诗人食指曾有一首诗说,运送知青的列车在下午4点零8分从北京火车站开出。我记得送我们的列车也是下午4点多开的。为了确切知道发车时间,我找出了当年的乘车证。在那张长方形的小纸片上写着:“第4车厢29号,68年9月9日。”唯独没有发车时间。我注意到了纸片上的圆形公章,40多年来我从没有正眼看过,这次我仔细地端详,发现公章上部排成半圆形的字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中部横向排列的字是“安置就业办公室”。
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内蒙古高原的雨村就业。3个多月后,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槐树下的那些中学生们星云流散,从云南到黑龙江,都留下了大槐树下中学生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