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江西首位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学者吴永明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受益于改革开放。”1988年，吴永明考上江西师大历史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拿到了律师执业证；2000年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因改革开放这一国家决策转变命运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而吴永明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以良知和社会责任来回报国家与社会，这个根植在他思想中的观点，从2001年开始以行动反映出来，这一年，他开始逐步揭开日本在江西实施的细菌战面纱，成为江西首位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学者。

　　遇到王选 促成细菌战江西调研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当时，隶属于日本国会的历史研究会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请日本右翼学者为议员讲述历史，但是，讲述者对二战的发源、策动到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伤害、战争责任等历史本原均给予推翻、否定，美化侵略战争，并以《大东亚战争总结》的书面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2000年，吴永明进入南京大学，看到这本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大总结后，开始与导师着手研究，并主要担任东京大审判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借此比较深入地了解到日本策动二战的动机与手段。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永明遇到了前来南京讲学的王选——对日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两人在谈到日本细菌战时产生共鸣。“细菌战的作战手段很诡秘，为世界所不知，日本还销毁了他们作战的原始记录。”而且，细菌战的作战手段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的内容，日本不仅没有履行这一公约，反而将中国作为实战区域，“越往后面，我们越能看清日本的非人道行为。”因为与王选有着共同的爱国激情，对法律有着专业研究的吴永明决定将历史事实固化为法律证据，并于2001年回到江西对日本细菌战犯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走村串户 细菌战真相走进现实

　　“首先从文献和报刊记载入手，在美国、日本的档案馆里，我们都查到了作战记录。”着手调查后，吴永明从翻阅文献开始，逐步弄清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细菌战，即日方所谓的“保号作战”，具体的作战过程主要有三大“远征作战”，即1940年在浙江、江西实施的细菌攻击；1941年在湖南常德实施的鼠疫战；1942年在浙赣铁路线实施的混合细菌战。这三大细菌战都是以哈尔滨第731部队为主，由南京“荣”字1644部队配合进行。而发生在江西的细菌战，主要战场集中在上饶、玉山、广丰、九江等地。

　　阅读这些来自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信许多和吴永明一样的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都无法获得内心的触动，因为那段历史基本与这代人隔离断裂，逐渐进入封存阶段。但是，吴永明内心的追寻力量，牵引着他带领学生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的真相。接下来的调研感触，是他作为一名学者如果仅仅在书斋中做学问永远也无法获知的。

　　“当时村里人生了各种各样的病，如生疮、生皮块”、“村里人说是日本人搞的瘟疫，日本人来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隔壁的陈家村有60多人，瘟疫过后，村里只剩下两户人家，后来这两户人家也搬走了”、“龙头山当时有十五六户人家，发瘟病后死光了”、“我婆婆家有12口人，发病后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村里还有烂脚的，下水里便烂，烂死了很多人”……进入农村寻访时，吴永明听着这些回忆直叹不可思议。而说这些话的人，本身还在饱受烂脚、生疮等病痛的折磨，残酷的事实一次次点燃吴永明愤怒的烈火。他说，不知道侵华的日本人看到隔岸相望的中国人，在细菌感染中生活了60多年时，他们内心会有怎样的感触。

　　也正是因为一次次调查带来的震惊与愤怒，让吴永明与他的学生们在两年内坚持寻访了150多位老人，踏遍了多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有的地方一个村子都死光了，曾经的农家现在只剩下田地，没有人气”。

　　终极追求 只为给死难同胞讨公道

　　吴永明所拍摄的许多调研照片，呈现的是当下已经无比平静的田野和村庄，无论多么惨痛的历史，都已经淹没在长久的时光大浪中，若无人来惊扰，一切都将永远长眠。“所以如果你不去做，我不去做，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了。”吴永明的话，正应对了王选的那句“当屠杀真相被掩藏时，屠杀永远都是屠杀，只有屠杀为世人所知时，冤魂才能远离追杀，成为历史的定格”。

　　也正是因为学者吴永明的不懈努力，才让更多的真相还原开来：1940年“保号作战”所使用过的菌种有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1942年7月20日，日军又研究部署了对浙赣沿线进行细菌战的具体计划：“……对玉山，投放鼠疫带菌跳蚤及疫鼠以及黏有鼠疫干燥菌的大米……”1940年和1942年日本细菌部队两次在江西境内发动的细菌战是大规模的作战。王选女士认为，从动员的人员、设备、使用的菌种、攻击的原料来看，浙赣战役的细菌武器的使用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

　　“这便是我们调查的目的，只为给死难的同胞们讨一个公道。”吴永明认为这层意义很重要。

　　执著力量 来源于爱国的奋斗精神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吴永明对真相如此执著？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都是他所崇敬的人物，他们都是为国家而奋斗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后，国家进入相对安定和平的发展阶段，吴永明有幸接触一批有着奋斗精神的学者，南京大学原校长曲钦岳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曲校长去教育部办事，中午就在大木仓胡同的小面馆里吃一碗面，秘书怕他营养不够，他说那就再加一瓶酸奶。”吴永明说，曲校长的言行无意中在他的心里种下一粒“大我”的种子。“《奋斗》中的男女青年都在奋斗，但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小我’的感受。”吴永明认为，无论社会进步到什么阶段，都需要在小我与大我之间找到平衡点，就如他一直信奉周恩来所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吴永明4年的调查结果——《太阳旗下的罪恶》一书，也在当年细菌战发生过的地方洛阳纸贵，一夜售罄。

　　200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吴永明作为江西学者代表参加座谈，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七部委的联合表彰。此外，他还分别两次在美国圣地亚哥和北京参加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国际年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今年，吴永明指导了两篇硕士论文，其中有一篇还是关于当年日本在玉山的细菌战。他说：“现在我们把受害者调查与学术化研究结合起来，朝着这个方向走，我想这是学者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