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八成受访者称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造型“雷人”、造价甚高的地标性建筑，很多公众“吐糟”这些建筑既不实用又很难看。建筑设计需要兼顾实用与艺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也谈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9254人参与）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6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地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56.5%的受访者认为奇怪建筑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81.1%的受访者直言，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
调查中，63.0%的受访者指出，自己所在的地方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
俞哲辰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际建筑设计所工作。在他看来，某些国外建筑设计师在中国的作品，从建筑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摆放的位置不对，导致和环境格格不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程泰宁认为，奇怪、“雷人”的建筑分两种：一种是在审美上明显低俗媚俗的建筑；另一种是本来可以做得简洁，但因某些功利目的，以牺牲建筑的功能性、经济性为代价，追求造型奇特复杂，刻意挑战人们审美，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的地标建筑？73.3%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以‘奇怪’博知名度，不顾社会责任”，45.8%的受访者指出是因为“造型奇奇怪怪就好藏‘猫腻’”，还有16.4%的人指出“规划审批者把关不严，形同放纵”，16.0%的人认为原因在于“决策者思想混乱”，11.4%的人表示是“设计者挑战国人美感”，9.2%的人认为是“设计者有意投低俗所好或玩‘隐喻’”。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认为，中国当下确实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诞生，恰恰是因为建筑师对设计缺乏掌控权，“国内的领导们和业主对设计，特别是建筑外观，都非常重视，也很有兴趣发表意见。这种外行的审美标准对设计的干预，是造就这些奇怪建筑的直接原因”。
“对大型建筑的规划、审批程序一般都是有的，但常不起作用，最重要的是领导一句话。有时，招标、审批都完成了，若领导觉得不满意，说换掉就换掉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而且，大型建筑的后期评估机制还不完善，一般建完就谈不上什么责任了。”程泰宁说。
他认为，大多数开发商会考虑成本，但领导往往不会考虑那么多。至于建筑师，虽说最终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中，但有时为迎合开发商和领导，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以国内某体育场举例，“虽然不属于搞怪，但为了这种造型，我们每平方米用钢量高达700多公斤。同一个建筑师在德国设计一个规模类似的体育场，每平方米只用了不到100多公斤。为什么？在国外他需要考虑纳税人能否通过。”
谁最该为“奇奇怪怪的建筑”负责？调查中，81.1%的受访者认为，最该负责的是决策者和审批者。10.4%的受访者认为是建筑设计者，还有6.8%的受访者表示开发商也难逃其责。
“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在电视节目、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上，这样奇怪、低俗、低趣味的现象也并不鲜见。”程泰宁说，在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人们更加崇尚快速消费文化，审美趣味也变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从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化的消极裹挟中跳出来”。
“很多大型项目都浪费惊人，一些必需的公共项目却资金少得可怜”
奇怪建筑会带来什么问题？调查中，87.0%的受访者认为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25.1%的受访者表示会助长虚荣等不良风气，14.0%的受访者觉得与周边环境不协调，10.7%的受访者表示这些建筑需要更多的建筑材料，会造成浪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系主任谭刚毅认为，奇怪和“雷人”的问题在源头——立项和定位就已经出现。稍大一点的建筑动辄追求“标志性”，而不是“实实在在”，其规格和造价大多是“过度建设”和“过度设计”。“很多大型项目都浪费惊人，而一些必需的公共项目却资金少得可怜。很多新奇的设计，预算超出数亿元，这些纳税人的钱可以建多少中小学？”
在深圳一家设计事务所工作的马近驰介绍，一些地方会把艺术中心、剧院等市政工程做成地标建筑。为了造型，这些建筑的幕墙和屋面，80%的龙骨都是弯弧，外面的面板加工难度更大，光是幕墙工程的造价就可能达到6000万元，而场馆的体量其实并不大。“如果做成四四方方的，造价肯定便宜很多”。
谭刚毅指出，首先，在规划和审批上，很多大型公共建筑都是由洋建筑师操手，他们不应该总有特权。其次，要抱有开放的心态，领导意志和“政绩考量”在建筑这方面体现得很明显。他说，建筑不是只有过分设计才好看，应该多点实实在在的建筑。同时也该给建筑一些空间，建筑设计领域需要百花竞放、和而不同。
冯果川表示，要减少奇奇怪怪的建筑，首先要减少各级领导和业主对设计美学的干预，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现实中，媒体和专业人士都在激烈讨论‘奇怪建筑’的定义，一场关于奇怪建筑的围剿已经拉开序幕。过度解读不仅不会触及这类建筑产生的根本，还会助长地方领导干预文化生态的势头。这会曲解习总书记的本意。”
他认为，如今的建筑生产体系，被权力和资本集中垄断，大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但他们却要成为这些建筑的最终使用者，这是不公平的。“未来的中国建筑应该打破现在的封闭体系，让民众和政府、投资者、建筑师互动起来。那样，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从追求造型的标新立异、雄伟霸气，拓展到更宽阔的领域。可能会设计得更平实、普通、经济，可能会讨论建筑如何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让其回到服务于普通人生活的道路上来。”
程泰宁认为，迪拜那种拜金主义、消费文化的建筑，绝不是我们的方向。建筑应该兼具功能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建筑有自身的创作规律。“现在西方有人提出‘回归经典’，我们也需要，这不是倒退，而是转换提升后一种高姿态的回归。”
在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教授王炎松看来，建筑首先应该回归质朴，与环境相协调。“江南水乡的一些普通民宅，白墙青瓦，简单实用，又与绿水桃花相辉映，那是一种质朴低调的美，是朴素之大美”。其次，要凸显本民族特色。“我们应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不断反思，追求一种天地人的和谐”。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后占9.5%，90后占37.7%，80后占28.0%，70后占13.6%，11.2％的人为60后及以上。（本报记者 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