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姥爷》揭露“时代病” 编剧谈创作遗憾
原标题：老人老，以及吾之老（艺边杂谈）
图为《空巢姥爷》剧照
在当下的电视剧创作中，主题常常成为被忽视的创作元素。在追求商业成就的准则下，主题的存在无疑抬高了创作基线。
在电视剧《空巢姥爷》的创作过程中，作为编剧的我们无可避免地也遭遇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反复冲撞、权衡与割舍。幸运的是，在这座权衡的天平上，我们寻找到了“主题”这个支点，创作上虽有平面上的曲折，但尚无高度上的降低，保证了文化底线的存在。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将《空巢姥爷》写成一部复合主题剧，以期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充满价值观冲突的当代社会。以老年婚恋故事为基础，展示一幅当代人生活和灵魂的画卷，虽然囿于诸多原因，这个目的只是部分实现了，但主题的多样性和多义性，仍然在作品中保留了下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商业的浮躁泡沫有时冲淡了现实的负重感，造成了青春无敌的伪图景。老人基本成为家庭索取的对象、不良商业活动欺诈的对象，却很少成为被人从心灵里去关注的对象。老年人的婚恋乃至幸福，更是变得少人问津。
在多年前选择这个主题写作时，这甚至不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话题。做出这一选择的动因，一方面是社会责任上的；另一方面，却是“自私”的。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的心理却是“老人老，以及吾之老”，这就是第一主题的确立。
在创作中我们发现，与第一主题在同一叙事平面上相互交叉的第二主题，会带动情节结构的自然交叉，自然而然地形成双叙事线索，这可算是主题应用的有效发展。因此，与老年婚恋相互映衬的青年婚恋便成为《空巢姥爷》的第二主题。如果说老年婚恋的难点在于难以获得关注、获得认同，是外因占主导；那么，80后、90后的青年婚恋，则是信任、关爱、相处、相融之难，是从两个人到一个家庭的状态转变之难，是诸多内因导致的矛盾。相应的，老人是向外抗衡正压力，青年则需要向内瓦解负压力，这种认识直接帮助我们确立了本剧的第二主题。
《空巢姥爷》的第三主题，也可以称之为补充主题。在第一、第二主题诠释人性复杂、强调社会生活多元的基础上，选择了通俗文化里善恶泾渭分明、好人坏人正面相对的简单化主题。
长期以来，大多数电视剧创作习惯性地对社会矛盾采取了规避化处理，把电视剧从完全意义上变成了“给眼睛吃的冰淇淋”——俊男靓女，吃喝享乐，谈情说爱，插科打诨，一团和气，完全回避了鞭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基本立场。而《空巢姥爷》对保姆前夫、女儿等人的揭露和描摹，无疑冒了一定的风险。这种对好吃懒做、做梦发财等“时代病”的揭露，无疑会触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像钻头一样钻疼他们的神经。即使从收视率出发，这似乎也是非常“不理智”的选择，我们干嘛不写一个俊朗幽默的前夫，为了寻回旧情，和“姥爷”争风吃醋？很显然，这不是“想不到”的问题，而是“做不到”。那样虽然可以为收视率增加一重保证，但却褪去了人性批判的锋芒，丧失了一个文化人直面现实的立场。
而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优秀的电视剧几乎都表达了某种社会焦虑。在《大宅门》《闯关东》《大明王朝1566》《大染坊》这类厚重的历史、年代剧之外，几乎所有的现当代题材，都鲜明地涉及了某种社会焦虑顽症。比如，房奴（《蜗居》）、教育（《猫爸虎妈》）、婚恋（《大丈夫》）、夫妻感情（《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只不过，有的是以人物的极端化、情节的离奇化来强化放大这种焦虑，有的是用创造性的人文理念来化解这种焦虑，用独到的生活认知来超越这种焦虑。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囿于《空巢姥爷》的艰苦创作和修改，无暇沉思，未能及时地把这一认识渗透到创作过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