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端端：“干部婚变报告”是旧闻新炒

　　为了监管干部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南京将对其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南京市委昨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从南京公布的《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来看，对领导干部个人出现的婚姻变化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在事发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未报告或报告不及时的，视情节轻重进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组织处理。《规定》旨在完善领导干部个人请示报告制度，对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私德”筑起全天候的“探照灯”。

　　其实，为了将对官员生活作风的监督纳入反腐视野，在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报告本人以及家庭的九大情况，其中首先要报告的是“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南京市政府更是在2005年5月就出台了《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规定，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必须向组织书面报告。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生活作风引起的，组织将视情况干预。

　　由此可见，“干部婚变报告”是旧闻新炒。南京市政府早就是“干部婚变报告”制度的“鼻祖”。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落马”的南京市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市长季建业都是倒在了“情妇”的石榴裙下。那么，问题来了，即使有了规定，有哪个领导干部自愿将个人“家丑”暴漏在“聚光灯下”呢？

　　其实，即使有了“干部婚变应报告”的规定，如果缺乏好的落实、好的监督、好的执行，也可能因为以权压人、弄虚作假让制度成为摆设，沦为“镜中花”、“水中月”，更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事实证明，一部分官员离婚确实涉及腐败。有的腐败分子假离婚之名，行掩盖腐败之实。比如，北京地税原票证中心主任刁维列贪腐案，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刁维列的妻子证实，按照丈夫提议俩人假离婚，刁维列把部分房产转移到她名下，“这样就不怕组织查”。也有一些官员称，自己是因婚姻问题而贪腐。交通部打捞局原主任科员陈鹏落马后就曾辩称，他是为了离婚才“想方设法”伙同别人弄到170多万的赃款，用了40万和前妻离婚。

　　不可否认，“干部婚变报告”对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成为遏制官员包养情妇、腐败、贪官变裸官、金蝉脱壳的好法宝。然而，立法非难，守法为难。三分制度，七分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好的制度必须有好的落实和好的执行，要严防打“擦边球”，对那些制度执行不力、不作为、推诿的要严肃追究问责。

　　同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加强干部约束与监管，织密监督之网，扩大公众监督权限，将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私生活”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官员不敢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加大对党员干部“权色交易”案件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曝光一起，严惩一起，唯如此，才能使官员生活腐化问题得到有效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