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出现类“劳教”机构 杨乃武出狱后被送入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而史料记载中，在清朝我国就有类似的“劳教制度”，尤其是光绪年间出现的“迁善所”，更具“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色彩。

　　当时，在杭州较早出现的“迁善所”，关押着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来的、够不上按刑律给予刑事处罚的人。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出狱之后，也曾被送去“劳教”过。

　　1.迁善所，慈善之花结出的异果

　　“迁善所”的“迁善”，就是将“恶人”关进来，经过劳动改造，教化为“善人”。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迁善所”问世，晚清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光绪初年，杭州城百业凋敝，失业者众。因此，也衍生不少出白天在街头上讹诈、晚上潜入民居盗窃的无赖之徒，百姓深受其扰。这些无赖毕竟没有犯重罪，官府只能是屡抓屡放，无赖们却是屡放屡犯。

　　这些无赖“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路由无恒业”。官方也觉得“其人可恨，其情可怜”，所以，抓了放，再犯再抓，杭城的治安乱象始终得不到根治。

　　只救助品德良好无污点的穷人，而不救助有污点有过错的人，是当时慈善界一直奉行的信条。但光绪五年，杭城慈善界的几位绅士，却破天荒地向官方提出了举办迁善所的申请，主张“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迁善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劝勤惩惰，勉以自新” 。

　　时任浙江巡抚梅启照批准了此申请。随后，杭州百岁坊巷内的栖流所旧址改挂“迁善所”招牌，并按所定章程行事：

　　在迁善所四周加高围墙，内设宽字号、严字号牢房，犯人按案情轻重或牢中表现分别关押。只有最宽号的犯人，才有被保释资格。犯人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入。因所押犯人大多吸食鸦片，故进行强制戒毒，由迁善所提供戒烟丸。

　　犯人每天给饭两次，并强制劳动，“巧者画扇；拙者糊冥洋、织草履、打草绳。勤者准其尽先保出，惰者威以夏楚”。逢初一和十五，犯人还须学习《圣谕广训》、《刑律》等。

　　犯人劳动，支付工资，其中30%用于狱中，70%由迁善所保管，待出狱时一并给予。迁善所每年所需经费，由杭州同善堂董事筹划。所关押犯人，若有亲友要求保释，由官府及保甲局分别审核。主管迁善所的委员(即所长)，由官方任命的候补官员担任。

　　有了迁善所，官府便可将之前屡抓屡犯的无赖都送去“劳教”，杭城的治安因之好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报道说，浙省“小窃之患渐觉其少，即街市凶殴秽骂之案亦不多见”。

　　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曾专呈奏折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推荐迁善所，希望朝廷能给予“立案，以垂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