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南昌起义身负重伤 被战友丢在水田里

　　文章来源：红潮网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走向低潮。粟裕作为湖南省常德第二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受反动警察当局的搜捕，辗转到达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后，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追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粟裕这一段的经历十分艰辛，但革命意志非常坚定，表现了崇高的革命理想。

　　进入教导队

　　1927年5月28日，粟裕终于到达武汉，顺利地接上了组织关系。党组织安排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习。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其教导队，是中共控制的部队。

　　二次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带领两个新兵团留守武汉。5月下旬，“马日事变”之后，叶挺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收容湖南省、湖北省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军事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挺把他们编组成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教导队共有1000多人，孙树成任大队长。粟裕到达武汉之时，教导队刚刚开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对教导队十分重视，相继视察，作形势报告。

　　很多学员知道周恩来，但从未见过面。周恩来到教导队作报告，大家都很兴奋，粟裕也是这样。他感到周恩来的报告句句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他特别记得，周恩来问大家：“你们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周恩来鼓励大家“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恽代英讲话幽默，妙语连珠，富有鼓动性，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一部分国民党人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中山之子孙科就是这样。恽代英是这样评价孙科的：“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有一次，某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失利，败下阵来。有人嘲讽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力排众议，以坚定的语气对学员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

　　叶挺经常到教导队检查工作，特别重视起居内务、作风养成和各种操练。当看到学员刻苦操练，叶挺由衷地喜爱和赞赏。叶挺讲话干脆利落，典型的军人气质，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导队军事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午、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午、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也是一堂简明的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粟裕就和学员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接着，例行十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队尾。列队完毕只休息五分钟，然后重新集合，带回营区，直接进饭堂。早饭后，继续进行军事训练。

　　教官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新做十几遍，直到完全合格才做下一个动作。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整齐划一为止。武汉夏天十分炎热，是有名的“火炉”。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耐劳精神，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大热的天照常出操，有时教官还特意命令大家脱下帽子，光着头在烈日下晒。长官训话时，大家肃静立正，连蚊虫叮咬都不准动一动。吃饭时间只有五分钟，顾不上细嚼慢咽。

　　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教导队训练紧张，伙食也不太好。大浪淘沙，一些学员忍受不了艰苦，选择离开，当了逃兵。粟裕却心情舒畅，革命信心十足，各项训练课目成绩优良。1927年6月，经过考验，粟裕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参加南昌起义

　　革命阵营在继续分化，大革命形势在继续恶化。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和冯玉祥在河南省郑县（今郑州市）举行会议。汪精卫、唐生智希望联合冯玉祥反蒋介石和反共产党，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北伐军撤离河南省，将该省留给冯玉祥管辖。但是，冯玉祥只对武汉国民党攻击中共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却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停止南京、武汉间的对立。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实力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中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中共只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将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7月10日，张发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三个军和一些其他部队。他握有实权，标榜革命，是中共争取合作的对象。在国民革命军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做军事工作，在张发奎部的影响较大。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共产党员叶挺兼师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由共产党掌握，第二十军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任军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联合张发奎部，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受中共控制的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迅速向江西省境内集结。

　　教导队根据叶挺的命令，为开拔做准备。说是准备，其实个人也没什么准备的，也就是每人准备了两双草鞋。7月11日，教导队乘坐一艘大轮船，离开武汉，沿长江东进。7月13日，经过两天航行，教导队到达江西省九江市。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提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随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计划。

　　7月25日，教导队接到命令：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向南开进，月底前到达南昌市。7月27日，教导队到达南昌市，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同日到达。江西大旅行社成为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教导队执行警卫任务，粟裕担任班长。

　　8月1日凌晨，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军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肃清守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控制了南昌城。与此同时，中共前敌委员会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组织起义的聂荣臻和周士第，率领驻九江市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三个营、第七十四团一个连南下，于次日到达南昌加入了起义军行列。

　　8月1日上午，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指示，谭平山以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设立参谋团，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为参谋，领导军事斗争；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

　　参谋团组成后，立即调整了南昌起义军的编制：撤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番号，设第九军番号，补充第七十四团人员，将原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编入第十一军。全军共2.3万余人。部队除齐装外，另余步枪7500支。经过整编，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下辖三个军：

　　第九军，由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参加起义人员编成（实有兵力约一个营），韦杵任军长（未到职），朱德任副军长。

　　第十一军，叶挺兼军长，蔡廷锴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第十师，蔡廷锴兼师长；第二十四师，叶挺兼师长（至江西会昌县后古勋铭接任）；第二十五师，周士第任师长。

　　第二十军，贺龙兼军长，下辖三个师：第一师，贺锦斋任师长；第二师，秦光远任师长；第三师（在江西省临川县建立），周逸群任师长。

　　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城，取道江西省临川县（今抚州市）、宜黄县、广昌县，南下广东省，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但是，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省，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