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重分知识分子：动辄提理想多悲剧收场
《知识分子与社会》 （美）托马斯·索维尔 著 张亚月 梁兴国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闫志（学者）
托马斯·索维尔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向社会学家发起一个又一个挑战。他的渊博学识使得他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评显得十分独到，往往以登堂入室的姿态直接碰触问题最核心的层面。《知识分子与社会》他近年出版的一部新作。
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群体的著作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如英国人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专注于介绍历史上著名知识分子的阴暗面，用扒粪记者似的笔触揭露他们伟大成就背后的道德缺失。法国人雷蒙·阿隆写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则将书写范围仅限于批判和剖析法国知识分子。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则是运用解构主义方法，讨论在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紧密结合的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与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发生关系。
与上述知识分子的论述不同，索维尔的研究对象不是名留青史的知识巨匠，也不是研究这些在各自领域内走在前沿的专家学者，而主要是那些对社会事务发表言论并对社会诸层面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知识人群体。这个群体以媒体人、法律事务从业者等为主体。那些各个人文社会学领域的专家，甚至包括科学家，只要在各自专业领域外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并实际参与影响社会的那些学者，也算在内。用通俗话讲，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公知”污名化的中国社会，这本书似乎是在为打压“公知”摇旗呐喊，成为某些人“挟洋自重”的资料。但是细读之下读者会发现，本书所定义的“公知”另有内涵。
本书首先指出对社会各层面问题发表意见乃至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指自由社会的知识分子），其实大多并不具备与其所发表意见的领域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进一步追究相关信息、数据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所有产生巨大后果的社会、历史事件，尽管受到来自知识分子集体言论的影响，但是后者却从来不会为之负责。基于以上两点，索维尔认为，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在偏见之下的不负责任之论，其实也违背了知识分子在各自研究领域当中普遍遵循的严谨的原则。
索维尔没有停留在对事实的陈述上，而是进一步探讨形成“公知”这种不负责任言论的原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他命名为“圣化构想”，另一类则被称为“悲观构想”。具有前一类社会构想的知识分子，首先认为社会是朝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进步的，当下永远是不完善的，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接近完善的。对于他们而言，那些现实中已有的成果都是历史的必然。人们需要努力的是如何在今后使那些当下的缺憾完善起来。因此他们总是关注和批评当下的缺失。然而，持有后一种社会构想的人则从总体上相信人类文明的任何成果都是需要加以维持和保护才能持续存在下去。他们总认为人类的文明和野蛮只有一步之遥。他们不认为世界可以完美，更好的社会是基于努力维护现有好的制度、文化的基础上，依据经验调试、改进出来的。
具有圣化构想的人会拥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思考代表了人类道德的高度，是“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在他们看来，崇高的目标下，任何牺牲、代价都是理所应当。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从而，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个体感受便淹没在静态的数据当中，而被忽略。诸如列宁、波尔布特等革命者均被划分为具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所造成的的社会悲剧是有目共睹的。悲观构想者恰恰相反，他们不承认有所谓理想型的存在，只有一个个个体生存的实际感受。索维尔批判的矛头是对准前者的。他巧妙地避开了概念模糊的“左派”、“右派”，也摒弃了只在具体事物上才能呈现出的所谓“保守”、“激进”，同时也避免了随着时代不同其内涵也产生变化的“自由派”、“保守派”等分类语汇。而是代之以对社会构想的不同进行划分，这就从思维出发点区分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群体。
圣化构想者所拥有的“泛道德化”和“忽略个体”的特质，使得他们从思维出发点就违反了客观和逻辑的原则，尤其是在他们专业范围之外的陌生领域，更是如此。以“最低工资”为例，构想并呼吁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舆论本意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在知识分子长期的呼吁和影响下，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大多实行了这种政策。但是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后果，则是雇主不愿意雇佣更多的人，而年轻人本来能够通过低工资进入某个行业，通过工作时间的延长积累出更高的熟练程度，从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最低工资制度阻碍了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进而失去通过积累经验而获得更高工资的前景。这不仅是呼吁者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的。
索维尔花费大量篇幅让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的确容易犯错，而这些错误却可以并且很容易引导普罗大众更加非理性地推波助澜。显然，索维尔自己是以保守主义和悲观构想自居。
圣化构想中的理想型是被索维尔集中火力批判的对象。从马克思到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型，似乎不应该存在。然而从学理角度而言，从大量事实或数据中建立解释模式，正是逻辑归纳法的精髓所在。海量数据自身并不能解释自己，只有从中建立起一个抽象模型，才能够解释每一个数据所处的位置。相反，如果陷入具体材料当中，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具体问题。因此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思维出发点是否有一个理想型，而是这一理想型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我看来，对于社会缺憾的批判与对既有文明成就的维护并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对当下的不满和批判，社会整体才能够更多地产生文明的成绩。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写道，对于“古代人来说，生活与认识的统一似乎是完全不证自明的”，然而今天的人们发现了生活与认识有着诸多矛盾，因而“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这种存在的危机感中，现代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雅斯贝尔斯写作这本书的时代正是纳粹上台的时期，他以“无比震惊”的心情思考着存在问题。当人们认识到当下的现实无论如何妥协都无法忍受时，存在变成了危机。这在索维尔看来是“理想型”的高悬标的的思想，其实来源于现代人类的存在危机。它不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思想，而是对于当下问题的痛苦的思考。在古人们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成了问题。（人文社会）知识分子尽管各有专攻，但是这些学科的共同指向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及其由人组成的社会。正如新自由主义者坚信的那样，没有人能够探寻到极致真理，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是看到问题、思考问题、表达（提出）问题，而并非解决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无法对社会后果负责，那么提出问题、质疑问题的解释，却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
(责任编辑：陈波) 原标题：知识分子究竟闹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