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向毛主席告状的下场
毛泽东与红卫兵（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原标题为“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六十六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为领导小组分任分团正、副团长。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人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五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七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七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①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②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③初中三年级的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溶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