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不是“密息讬” 违规失责要警示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5月14日南昌讯（记者 良保）日前，九江市永修县县长因永修县星火工业园和江西星火有机硅厂环保问题突出，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隐患，以及出台一些“土政策”，为环保不达标企业颁发“保护函”，被江西省环保厅约谈，并成为我省首个因区域环境问题接受约谈的地方主官。
行政约谈是近来在价格管理、税收征管、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监管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而富有成效的行政执法方式,是将民主、协商、服务等观念引入行政法中的产物。在我国，行政约谈制度最早于2003 年在税务征收领域开始探索适用,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约谈逐渐成为热词，但约谈的具体内容并不为大众所知，甚至罩上了神秘面纱。本网就已发生的约谈案例采访相关专家，为大家揭开约谈神秘面纱。
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存在突出环保安全隐患，永修县县长被约谈。
约谈不是“密息讬” 两种约谈要分开
约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约谈制度指上级组织部门对未履行或未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或未按时完成重要工作任务的下级组织部门所进行的问责谈话制度。
从以往公开的约谈情况来看，之所以鲜有提及约谈的具体内容，是因为约谈包括党委纪委约谈和行政约谈两种不同性质的约谈。南昌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邓建中教授介绍，由于约谈的公开性、透明度不高，老百姓感觉两者好象在谈“密息讬”（南昌方言，意为悄悄话），很神秘。“当然，党委纪委约谈和行政约谈规则是不一样，前者更多的是带有警告性，对违法行为的警告，有可能下一步纪委就要查他了，所以需要保密不便公开。”
而行政约谈更多的是针对某区域、某企业出现环保、价格等问题进行的约谈。如今年4月7日，赣州市部分地方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特别是稀土资源现象严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被省纪委约谈。
“行政约谈，是约谈与被约谈者商讨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些解决方案，那么我觉得应该加强公开，或引入第三方进去，比如让媒体介入或采用听证会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监督，还有利提高约谈质量。”邓教授认为。
领导干部出现问题、民生问题是约谈重点
2014年12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对全省12个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和纪检组长进行党风廉政集体约谈，对今年以来发生在江西法院系统的23起违纪违法案件进行了情况通报和原因分析，对案件涉及的7个中院、19个基层法院的23名涉案法官进行点名通报。
“过去，总让人感觉，只有领导干部出现腐败问题、干部作风问题，才会被上级组织约谈。从近年来约谈的案例来看，除领导干部出现腐败问题、作风问题之外，民生问题也成为领导干部被约谈的重点。”邓教授说：“比如区域环境保护不力、污水处理不合格、保障房建设不力、土地违法严重、减排工作进展滞后、存在涉违法案件、择校乱收费等问题。”
2014年12月4日，江西省政府召开2014年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警示约谈会议，对南康、星子、东乡、丰城、会昌、信州、瑞昌、铜鼓、兴国等9个在2013年度违法用地情况相对严重的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进行警示约谈。
同样，今年2月3日，江西省监察厅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约谈会，对全省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改造、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和国有垦区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情况中，6个零开工和2个项目开工不足市县的政府领导进行约谈。
江西省高院对12个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进行党风廉政集体约谈。
约谈目的是防患于未然 没问题也可能被约谈
“约谈”制度是2007年度开始的一项制度。当时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在全国排前几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一是当面汇报情况，二需要对违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问题出在哪，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近年来，约谈越来越多，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事实上，没问题也可能被约谈。比如2013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全省11个设区市纪委书记和43个省直派驻（出）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陆续被请进省纪委，纪委领导和他们的谈话内容为：“今天的约谈，就是想了解你们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具体规定的情况，取得的成效、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就目前约谈的情形，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用四种情况概述：第一种是个人没有问题，就某一个问题大范围约谈干部；第二种是个人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很严重，这时约谈是警示性的；第三种是已经确定有问题要问责，但是并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情况，通过约谈让约谈对象老老实实把问题讲出来，以确定具体的问责方式；第四种是已经问责了，属于问责后约谈，是要求约谈对象认真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组织处理。
“约谈越用越多，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行政的表现。”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表示，过去，呈现的是一种懒政的状态，“不出事就没人管”，但现在约谈的出现，更多要求在有苗头的时候，积极作为。所以，不管是行政监督，还是行政指导，约谈都是为了保护社会秩序不受到严重侵害，起的是一种“保安”作用。
约谈让领导干部压力大 很多难题能得到解决
“约谈前的头天晚上，我感觉压力很大，老在想，是单位出了问题，还是其他什么情况？”这是2013年6月24日，省纪委驻省发改委纪检组长黄国荣被省纪委领导约谈前的感受。虽然此次谈话是省纪委想了解其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具体规定的情况，取得的成效、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但由于此前并不知道纪委约谈的主要内容，难免会让人有压力。
同时，对于一些难题，很多领导干部都会在约谈中表决心，约谈结束马上开始的是一场整改。2014年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就“两个责任”落实约谈南昌市委书记时称：“企业对南昌发展环境方面的问题反映较多，有的在招商时好话说尽，来了后服务跟不上，小鬼难缠、办事难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推诿扯皮、久拖不办；一半以上乡镇、街道纪委没有查办案件……”
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的王文涛听后当即表态：强书记刚才点的这些问题，找得准、找得深、找得狠，作为‘第一责任人’我感到坐不住，一定要痛下决心、抓好整改，在打造核心增长极的同时，力争把南昌建设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示范区、落实‘两个责任’的先行区。”
而强卫在约谈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和赣州市纪委书记彭光华时指出，赣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群众对基层干部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反映较为强烈，矿产开发和选人用人等方面的反映还比较集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整改，以优良作风推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被约谈的赣州市纪委书记彭光华走出省委书记办公室表示：“整个约谈过程，给人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强书记指出的问题十分尖锐，让人脸上火辣辣的。”
为什么约谈会让被约谈的领导干部会有如此大的反映？“这就是约谈的威慑力所在，因为如果存在问题约谈后不改，可能面临被问责或更严重的处理。”法学专业人士认为，如江西省环保厅对永修县星火工业园和江西星火有机硅厂环保问题突出，约谈永修县人民政府县长杜少华和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厂长张文涛时明确表示，如果约谈后，问题还解决不了，将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