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川英子对日军“广播反战” 播音引日兵退战自杀
原标题：绿川英子对日军“广播反战” 播音引日兵退战自杀
记者禹宏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绿川英子的日本女性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她在武汉用播音进行对日反战宣传，周恩来称她是“真正的爱国者”。
记者近日采访专家、翻阅史料，得以走近这位世界语者、作家和国际主义战士。1938年，她在江城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受郭沫若举荐来武汉
1937年4月，绿川英子随丈夫刘仁来到上海。一年前，他们在日本结识并结婚。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告诉记者，绿川英子来武汉，得力于郭沫若的举荐。
1937年底，绿川和刘仁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她表达了渴望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愿望，“不是反对日本人民，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
不久，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6月底，在郭的帮助下，绿川英子来到武汉，获得特许在政治部三厅“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担任日语广播员。
郭沫若在武汉见到绿川，风趣地对她说：“我是抛妻别子逃回中国，你是离父别母来到中国。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真不容易呀！”并握着她的手高声说：“我是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我们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曾与绿川英子共过事的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原理事长张天心，在1995年8月8日的《长江日报》上这样描述绿川首次对日广播的情形：“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的住处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做播音的准备工作。19时整，她那柔和而流畅的日本女中音，随电波传向四面八方……”
绿川英子把麦克风当武器，历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
“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她的播音引起日军慌乱
绿川英子的播音引起了日军内部的慌乱，有些日军官兵听过她的广播后，或离开部队，或跳海自杀，或拒绝参战。华中日本派遣军通信兵掘锐之助收听广播后，写下了短歌：“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让心情不能平静。”表示不愿再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卖命。
世界语学者、武汉工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代胜桥告诉记者，绿川英子当时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播音地点经常变动，因路远及安全原因，她回不了家，多次在工作地点和衣而睡，非常辛苦。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本军警才查明那个在中国操着流利日语对日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原名)。11月1日东京出版的报纸《京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绿川英子的照片，咒骂她是“用流畅日语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让他“引咎自杀”，门上被钉上“卖国贼”的牌子。
面对攻击，绿川英子回答：“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捐献母亲送给她的戒指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1周年，武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七·七”献金活动。绿川英子深受感染，自发地参与其中。
代胜桥介绍，绿川英子当时捐献了两次，两次都在江汉关献金台。
第一次她将随身携带的现金全部投进了献金箱里。但觉得未尽心意，晚上回到家，她又翻箱倒柜找值钱的家当。
第二天一早，她和丈夫刘仁早早来到献金台，捐出了母亲留给她的戒指。当时献金台上的工作人员一下子认出了她，要把戒指退还给她。
“您昨天已经捐过了，今天就不要再捐了。”刘仁将工作人员的话翻译给绿川英子听，但她却说：“不！请您一定收下，我是个日本女人，我今天是带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负罪感而来的。”
事后，绿川英子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妈妈，我对不起您，今天我把您临别时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物——戒指，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本来，我打算把姐姐西村幸子送给我的手表捐献出去，但，刘仁说还是捐戒指吧，因为上班不能没有手表……最后一狠心，就决定把您送给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捐献出去，昨晚，我把这戒指恭敬地放在我枕头边上，依依不舍地陪妈妈的礼物度过最后一夜。”
除了紧张的翻译、播音工作，在武汉，绿川英子还写作、发表文章，参加社会活动，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1938年7月29日，绿川英子参加了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话会。这是武汉文艺界的盛会，出席者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盛威、白薇、叶君健等30余人。
轮到绿川英子发言，她首先说：“我说不好中国话和英语，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来向大家讲话，我只好用世界语来表达我的愿望，因为世界语标志着人类的爱与和平！”最后，她用世界语高呼：“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
当叶君健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翻译出她的这段话时，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
8月20日，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日本朋友的慰问信》中写道：“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假如我有百个身体，我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中去，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我要到所有的战线去，给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但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只有留在武汉，帮你们做点后方的事情。”
她坚信：“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甚至全人类走向明天的关键所在。”她怀着真挚的感情说：“我爱日本，爱我自己的双亲、姐姐、弟弟、亲戚和朋友等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祖国。同时我也爱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法西斯。”
章绍嗣教授说，10月中旬，武汉沦陷前几天，绿川英子奉令随三厅撤离，她在江城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对于在武汉的战斗岁月，绿川英子念念不忘。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阶段虽然只有3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
绿川英子：
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
绿川英子、刘仁夫妇1936年合影
绿川英子，日本世界语者、作家，本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在日本山梨县。1932年，刚满20岁的她，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战的左翼文化人士接触，因此被逮捕、开除学籍。
出狱后，她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编辑刊物、撰写文章，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会刊《世界》上发表文章。
1936年春，绿川英子结识了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刘仁，半年后，绿川英子不顾家庭反对，嫁给了刘仁。
1937年4月，绿川英子随丈夫来到上海。不久，她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七君子”(指被国民党逮捕的爱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七人——编者注)的示威游行。史料记载，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
抗日战争期间，她赴武汉、驻重庆，用自己的声音和手中的笔，对日本和侵华日军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当时有人评价说，她的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
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要她的父亲“引咎自裁”。
抗战胜利后，她与丈夫到东北开展工作。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病逝，丈夫刘仁因悲伤成疾，在100天后也因病去世。
1980年，由邓小平题写片名、中日两国影视界以她为原型合作拍摄的电影《望乡之星》在两国同时放映。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了绿川英子。
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黑龙江佳木斯烈士陵园为绿川英子、刘仁夫妇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
(记者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