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儿子回忆：父亲与林彪的半生纠葛
东北野战军时期的首长林彪(中)、罗荣桓(右)、刘亚楼(左)在作战前线
国有疑难可问谁？—采访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
采访时间 2002年8月
采访地点 北京 罗东进家中
采访对象 罗东进(时年63岁) 罗荣桓的儿子
采访记者 王 哲
孩子的名字是父亲一生征战的路线
东进、北屯、南下、北捷，是罗荣桓几个孩子的名字，这些极富动感、极具方向感的名字，集合起来就是对罗荣桓一生征战的形象阐述。
记者：您兄弟姐妹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加起来好像就是您父亲行军打仗的全过程。
罗东进：我生在山西长治，部队正好是在进军途中，后来我父亲去看我的时候，部队正在往东面行军，他看了一眼就要走，我母亲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他就随口说叫东进吧。
我原来有个哥哥，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北屯，就是老屯兵在北方嘛。
我妹妹是在山东从北边的鲁南行军的途中生的，所以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南下。
我下面这个大妹妹是1949年建国以后出生的，那时北京也解放了，正好西藏也和平解放了，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北捷。
我还有个小妹妹，小时候叫腊晴，腊月生的，就那么叫；以后她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罗宁，就没有按我们这个东西南北。
罗东进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最长的一个孩子，但也是在5岁的时候才回到父亲身边。长期的南征北战让罗荣桓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
记者：在兄弟姐妹当中，您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最长的一个吧？您姐姐好像到建国以后才见到自己的父亲。
罗东进：我是在山西出生的，也就是出生了两三个月吧，就带着我到了山东。山东的形势比较紧张，就把我放在了鲁西南，以后到了1941年，我才由鲁西南转到沂蒙山区。
情况好一点就把我接过来，“扫荡”了就把我转到老乡家里，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5岁以前都是断断续续地寄养在老乡家里，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跟着父亲。所以应该说，在我们这些孩子当中我是跟他时间最长的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以后。
我两个妹妹都比较小，一个是1949年，一个是1951年出生的，那是在建国以后了。我的那个姐姐，她出生比我早，70多岁了，但她在解放以后才见到我父亲。
记者：平时父亲和你们这些子女交流多吗，比如和你们说起他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他是不是常常用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教育你们？
罗东进：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孩子们有时候问他，他也说，但主动说的情况不多，比如他那时候上学的事情就是我主动问的。
有一年冬天我从哈尔滨坐火车，因为把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大爷，自己站在两节车厢的中间，回来都感冒了。回来后我母亲问起来，我就讲了这个事，父亲听了挺高兴，他说你这做得对，人家年纪大，你让他是对的。后来他就讲你们现在有火车坐，我上学的时候哪有火车啊！
父亲那时候在长沙上中学，他原来是上私塾，以后又在老家上小学。后来上中学他考上了协军中学，是柳直荀办的。上中学的时候是1923年吧，正好爆发了反抗日本的学生运动高潮，当时“学联”号召抵制日货，他从学校到家，走水路要坐轮船，而这艘轮船是日本人造的，以后为了抵制日货他就步行。当时没有铁路，也没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就步行回老家，一般走的时间很长。他就给我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火车，都是步行，你们现在有火车了，比我们强多了。”这个故事是在这个情况下给我说的，平常自己不主动说。
“大树将军”
人们都说他像东汉时的大将冯异，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就躲到树底下不出来，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树将军”。
记者：我们知道“大树将军”是东汉大将冯异的一个绰号，是说他每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就躲到树底下不出来。罗帅在青岛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得了一个同样的绰号，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罗东进：那是采访陈士斋老先生的时候他讲的。
我父亲在青岛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班有个同学姓丁，这个丁同学的姐姐在美国读大学，她有个未婚夫姓于，也在那儿读大学。但是先毕业，回国以后就在青岛大学教数学，是个教授，他姐姐继续在美国读学位。于教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又年轻又是教授，这时学校又来了个教英语的李小姐，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她和于教授来往很密切，这时候他们班上同学就很担心，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担心第三者插足了，这于教授就要让人给抢走了。后来我父亲就出了两个点子：一个就是咱们大家广造舆论，说他在美国已经订婚了，他有未婚妻，让这个李小姐望而却步；再一个就是让姓丁的同学赶快写信，要言辞急切一点，让他姐姐快点回来，再不回来就麻烦了。
这两条建议都很见效，他姐姐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在学校就和于教授结婚了。婚礼上这些出主意的同学都“凭功领奖”，说我给她出的什么主意，我怎么样功劳大，让新娘子给他剥糖、削水果，我父亲在一边就光看不吭声。陈士斋老先生就说其实功劳最大的是他，这两条主意都是他出的，但他就像过去讲的冯异一样，叫“大树将军”，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却躲到树底下不出来，所以这样大家给起了个绰号叫“大树将军”。
实际上那个时候只不过开开玩笑，那是学生，没想到后来他真的投笔从戎。但是我父亲的性格要说的话也有点像冯异，他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你看建国以后，中央开会，我们最后搞他的相册，就很难办，找不到他多少照片，每次照相他都躲到后面去，尤其是和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很难找到，他不像有的人乐意照相就到前面，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这些事他都不愿意出头露面。
婚礼上的误会
1937年5月的一天，没有热闹的鞭炮，没有大红的喜贴，没有丰盛的酒席，只有延河边烂漫的野花倾诉着喜庆。
罗东进：我母亲的名字叫林月琴。她是安徽金寨的，当时四方面军正好在安徽这一带，在她很小的时候，才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她在红军队伍里还当过苏区儿童团的主席。但是后来加入部队遇到了一点挫折。
我外祖父也是地下党，后来开过杂货铺。张国焘那时是搞肃反扩大化的，就说我外祖父是托派，把他杀掉了。四方面军离开安徽要长征的时候就清理了一部分人，我母亲因为我外祖父的关系就被清理了，不让她跟着红军了。我母亲讲父亲也死了，家里也没什么人了，我再回去我干什么，我跟着党这么多年了，她就跟着部队走，当时她带了几个女孩子，跟着部队一路走，部队宿营她们宿营，部队行军她们行军，部队到老百姓家开饭，她们也到老百姓家帮助人家弄点吃的。就一直跟下来，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他们后勤部的一个部长看到这些孩子们一直跟着部队就把她们收留下来了，又加入部队。她一直跟着四方面军。母亲曾经三次过草地，但她唯一就是没有参加过西路军。她跟着一路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后就到了抗大学习。
我母亲在那期间认识了我父亲。
记者：您的父亲母亲是怎么认识结婚的？听说结婚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误会？
罗东进：事实上我父亲在老家结过婚，他出来以后在红军时期，就是在参加通城暴动以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家里，他要投身革命了，今后怎么样很难预料，也不一定能够生还，所以他就要求家里和我老家那个母亲叫颜月娥脱离夫妻关系。他信里还写道，让伯父好好养好我的姐姐玉英，另外就说颜月娥完全自由，她愿意找人，她可以找人，她不愿找人，愿意留在家里，你们也不要歧视她。他写了那么一封信，就和她断绝关系了。
到了延安以后，我父亲已经30多岁了，大家都在找对象，就有人给他介绍认识了我母亲，就这么认识的。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后不久就被派到前线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毛主席把我母亲叫去了，就问他们结婚后怎么样，说：“过去你当过宣传队员，打着竹板鼓励人家送郎参军，现在我让你送郎到前线去了，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后来就问我母亲我父亲怎么样，我母亲说他这个人老实，毛主席说老实人好啊！老实人有时候也要受人欺负，要吃亏，但老实人好，老实人终究要被人家理解的。
结婚那天挺有意思的。
他在延安结的婚，结婚那天正好甘渭汉到延安来开会，因为过去他们在红八军团政治部的时候我父亲是主任，他是组织部长，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以后也经常在一起，关系很密切。他每次都跑到我父亲那里来，而且晚上也跟我父亲同一个床铺上睡，那时候北方没有大的床，就是炕，这次来他也不知道我父亲结婚，大家都忙活，他来了就对警卫员说：“把我的东西放到罗主任床上去。”
我父亲就说：“别放那儿，放到那个屋子里去。”他说：“为什么？”然后别人哄堂大笑，说，今天人家结婚，你去凑什么热闹？
“记得当年草上飞”
罗荣桓是军队中最早的党代表之一，一直在基层中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但是因为不好表现，直到古田会议的时候才被选进党委。毛泽东曾经指着罗荣桓向人介绍：“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得晚了。”
记者：您父亲的政治工作才干是在古田会议上被发现的，还是在平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罗东进：就是在古田会议，召集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谈，军队里有哪些旧军队的残余，有哪些不适合我们的东西，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决议来消除这些东西，建我们真正的人民军队。我父亲写的东西很详细，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在平常就已经有些体现了。我父亲做基层工作很扎实，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还专门写了一件事情。
他们有一次遇到敌人，突然间被围了，打得很激烈，大家就说分散开冲出去，然后到一个地方会合，这时主席也在部队里头。
到了集合点上一检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而且这个担架兵等他们到井冈山后已经回去了。主席在他的文章里专门提了这事，说他们从秋收起义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部队状况是什么呢？一路上逃兵很多，有的时候几个、十来个，甚至几十个都跑掉了，逃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支部建立在连上”，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把部队巩固住，减少逃亡。经过“支部建立在连上”，落实了主席的建军思想，等他从连的党代表到当营的党代表的时候，他带的这支部队是毛主席讲的“拖不垮的铁军”。
这一次战争打得那么激烈，就少了一个担架兵，这和过去行军当中逃亡很多的情况已经有天壤之别了。所以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这件事情，说明他印象是非常深的，而带这支部队的正是当党代表的父亲。
记者：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中，第一句提到“记得当年草上飞”，请你讲讲这个“草上飞”的典故吧。
罗东进：1928年上了井冈山，部队也开始多起来了。当时有个二十九团，这个二十九团的士兵都是由湖南的农民起义军组成的，因为快过年了，形势稍微好了一点，他们就想回家过年，就想回湖南，所以这个二十九团就在团长带领下下了井冈山，当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劝阻他们，他们不听。后来陈毅又觉得二十九团单独这样行动怕他们吃亏，就带着二十八团跟着下山了，到了湖南打了一仗是先胜后败，因为这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好。
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很着急，又怕二十八团跟着吃亏，所以就带着我父亲的部队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当时都是爬山越岭，有时候两座山之间有个峡谷，看着很近，但是一走起来，一上一下要半天时间。因为担心二十八团困在那儿要吃亏，得把他们早点接回来，就得赶时间，可是那座山很陡，如果战士往下跑就收不住脚，就会摔倒，如果嗖嗖往下走，用的时间又太长。山势虽然比较陡，但山坡斜面比较平缓，平面长了很多很厚的草，有半人来高，在当地叫野鸡毛草，所以我父亲他们几个就商量是不是让战士揣着枪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这样就快很多。
部队很快就下到山下，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草上飞”这个词就非常贴切了。
但是实际上“草上飞”这一句词是主席用了黄巢的《自题像》里的一句，因为黄巢起义失败以后，传说他没有死，当了和尚，然后他到了开封的天京桥，有感，就写了一首诗叫《自题像》，这首诗的头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然后“脱却戎装换僧服”。
引用黄巢这诗的头一句，第一层意思是说父亲也是领着农民起义军上的井冈山，参加了革命队伍，再一层意思就是战争年代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境。
记者：我听说1941年年底，日军对沂蒙山进行大“扫荡”，罗帅率部不费一枪一弹，冲出5万日军的合围，“无声的战斗”因此得名。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恐怕也是比较精彩的战例了吧？
罗东进：我父亲把这个战术叫“翻边战术”，就是翻到敌人的后方去，刘田突围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刘田突围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一一五师的师部，在刘田驻的单位有“战工委”，也就相当于省政府，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独立营，就是在刘田这个地区，这一块几个村子里头，一共有两千多人。1941年鬼子大“扫荡”的时候，当时日本方面在山东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叫土桥一茨，他是个中将，他聚集了5万多日本兵和伪军，分11路向刘田这个地方包围过来了，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敌人围困越来越紧密，日军把刘田团团围住了，而且正在逐渐缩小包围圈。
这个时候我父亲主持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当时一一五师陈光，还有山东分局的朱瑞以及肖华等这些同志都在，大家就讨论向哪个方向突围，当时我父亲就让大家提自己的想法，提出了四条：一个是东过沂河和沭河，进入滨海地区，这是最佳的一个方案，因为滨海就是咱们的解放区，就是往日照那个方向，往东面去，但是这个方向正是敌人埋伏的一个口袋。因为这个方向最容易去。
再一个是向北，因为当时山东纵队也突围出去了，在北边蒙山那一带，但是这个方向有什么问题呢，国民党部队在那个防区，那个时候是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和咱们关系比较紧张，而且当时国民党那支部队和山东纵队也交过火，突围到那儿容易受到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
再有一个就是向西，向西就进入蒙山，这个方向有铁路线和封锁线，这个方向就是突过去，敌人的力量也很强，也是人家进攻的重点。
第四条意见就是分散突围。这样提了这四条，唯独大家都不提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后方，而且听说当时驻中国的派遣军队司令田俊六就在临沂。
我父亲的意见恰恰是向南，向南到临沂，敌人的大本营，是敌人的后方，也是敌人最考虑不到的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是大家都忌讳的方向，而且在南边两个部队之间有个结合部，也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兵力也不足，因为是两支部队，所以中间有个通道，最后这两千多人利用晚上悄无声息地没有打一枪一弹，没有牺牲一个人穿过了封锁线。
当时随部队一起走的有一个德国进步记者，也是德国共产党员，叫希伯，他出去以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他说这在我的经历中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一五师师部的小报上登出来了，题目就叫《无声的战斗》。
一个有锋芒不露的秉性，一个有知人善任的眼睛。经毛泽东建议，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军长林彪。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罗荣桓和林彪有过两次长期共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记者：您父亲一生中和林彪有过三次重要的合作，因此还一度有“林罗”的提法，事实上林彪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您父亲为什么能在相当长的时期跟林彪关系处理得比较稳妥呢？
罗东进：林彪这个人他很有特性，他打仗作战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但他个性比较强，很难和人家团结共事。他们曾经三次在一起共事，就是红军时期在红四军这一段，后来到一一五师，抗战开始以后在一起，后来林彪负伤离开了一一五师，以后到东北(解放战场)他们又在一起。
至于“林罗”的说法，过去讲“林罗”是因为他们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共事。林彪就曾经说过，他说：“什么‘林罗’？‘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我父亲这个人不愿意和人家争功。因为他对林彪总的特点也掌握住了，林彪经常坐在作战地图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就考虑他的作战方案，别的事情都不管。所以我父亲把林彪不愿意管的一些事情，政治工作啦，动员工作啦，活动工作啦，以至到后来到了东北还有军事工业这些事情都抓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在共事当中就配合得比较默契。
而且对林彪一些非原则性的毛病，他也可以容忍，他的心胸比较宽。他从来不争功，也不诿过，有了问题主动去检讨。他在当红四军政委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为抓了俘虏被国民党军队又抢回去了，当时有个书记处的代表在部队里，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指责这个事情，父亲就主动作了检讨，这个代表当场就免了我父亲书记的职务，当时林彪就不吭声，以后这书记就让林彪做了。
就这样的事，他能容忍，他也不和林彪计较，所以当时很多人讲这不公平不公道，但是他从来不问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
记者：尽管您父亲心胸开阔，但是他的容忍退让应该也不是一味的吧？
罗东进：就是非原则的这样一些事情，我父亲都不计较。但是对原则性问题，他要提出他的意见不让步。
比如说，在辽沈战役中下了决心要打锦州，突然接到情报，国民党在锦州又增加了几个师，这时候林彪就有些担心了，犹豫了，因为他原来对打锦州是有一些顾虑的，当然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主席已经多次要求一定要下决心打锦州，而且在会议上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所以他就给主席发了个电报，电报里请示能不能回师去打长春。但是我父亲认为林彪这个想法不正确，所以他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而且想方设法和刘亚楼一起做林彪的工作，促使他又下了决心去打锦州。这个时候主席在等的过程中很着急，我记得有个电影反映了主席冬天在外面等的情景，他不进屋子里去，在外面一直等，整天工夫也不回去，周副主席找他也不回去。
以后由于他们做通了工作，我父亲他们说再给主席发个电报，然后林彪说那你起草，所以我父亲又起草了电报，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讲了还是下决心要打锦州，这时候主席才放了心，辽沈战役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他不让步。
记者：人们常常把您父亲称为“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实践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据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后来和林彪有了一些冲突？
罗东进：他对主席的思想是很忠实的，他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不要一味背警句”。
上世纪60年代林彪提出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立竿见影，听起来对主席的思想非常坚决。但是我父亲对他的提法当时就有看法，当然林彪那时候这样标榜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是别有用心的，到“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就清楚了。
我父亲感觉到这种提法不对头，这样会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向一种庸俗化，他不同意。在一次会上，好像是在讨论一个文件草案的时候，我父亲就讲了，这个草案里头写了很多像“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这些话，他说这样恐怕不妥当，应当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时林彪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那你说怎么学好？”最后他站起来，也不开会了，拂袖而去。
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主席著作上有不同的看法，我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小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讲到我们在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1961年的4月14日他给我回信，他说：“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不要满足于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和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习’，就不能只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所以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信的左上角还专门写了一行字，他说我久不写字，手发抖，你要好好地看，意思是这个事情太大了。同时父亲也感觉到林彪已经听不进别人的话了，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当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拿到书记处会上去讨论，当时书记处的会上大家同意罗荣桓的观点，所以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再复出的时候，他讲过两次话，专门讲到了最早罗荣桓同志和林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上是有斗争的，他说，当时我和罗荣桓同志一起反对林彪。现在回过头来验证一下，大家理解了，但在当时情况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记者：因为这些曾经的冲突，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趁机打击报复您父亲了，是吗？
罗东进：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整下去了，所谓被监护起来了，一直到“文革”后期监护结束以后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说就是在那个时期，林彪曾经把他叫到家里去，说罗荣桓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反党。罗瑞卿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林彪又打电话给他，说我昨天给你讲的话你对谁也不要说，暂时不能讲，这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后来罗瑞卿同志在他回忆里讲，他说好一个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实际他是感觉到这样说这样做在主席那儿可能通不过，因为主席对罗荣桓是知道的。主席曾经在父亲去世以后回忆他时讲过一句话：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就跟着我倒霉，所以在长征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不得志的。那时候和主席一起的还包括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回忆说他们两个在长征路上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都是被排挤在外的。所以罗瑞卿就讲，罗荣桓同志有这样一段历史，他林彪没有。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整他，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四年了，林彪有一次在人大会的讲话当中，还说到了我父亲，说是在总政工作得最差、最没有成绩的就是罗荣桓，还不放过他。
以后他又指使人在总参里头写大字报。把我母亲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儿，整我母亲，整我们这一家。刚开始总参那张大字报是贴在楼梯口上，非常大，从上面一直挂到下面，标题很大，就是“跳梁小丑林月琴”，内容没多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没写出什么东西来。第二天旁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字不多，“坚决支持吴副总长的革命行动”，落款是“毛家湾党支部”，也就是林彪驻地。把我母亲整了半天，整她的历史，她也没有犯过错误，什么也没有，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党内的圣人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这首诗所写的罗帅恐怕让现在的很多人为之汗颜。
记者：这首诗是写罗帅的，“单车倒比汽车多”是什么意思？
罗东进：可以说我父亲是个很平凡的人，但又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高层领导，他从来把自己看做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所以他最后当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又是位元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他很乐意接近群众，也很容易联系群众。当时白契同志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他是这么写的：“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这就说明了他能联系群众。
后来父亲把工作人员和我们召集到一块，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到北京来考大学，到北京以后盘缠用完了，没钱了怎么办呢？他离家的时候祖父跟他讲，北京有个沾亲带故的人在当官，你实在困难了去找他帮个忙。这时候他就想起这个人了，找到他家敲了半天门，门房开门一看是个穷学生，就说不在家，哐！就把门关上了，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他就讲到了有的人专门来看他，门卫有时候挡。他说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了，人民给了我们这样高的地位，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力，人民有事来找我们，我们不能像过去的官老爷，不管以后谁来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所以后来才有白契写的这首诗，讲到“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罗荣桓的五年计划
因为肾病的日益加重，罗荣桓感觉自己为祖国奋战的时日不多了，他为自己制订了五年计划，他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命里，还有几个五年，党还需要他战斗多久。
记者：罗帅为什么会给自己制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是不是肾病促使他制订这些计划的？这些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罗东进：父亲到新四军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罗生特就给他讲了，说你这个病比较严重，现在很难确诊，也很难治愈。当时没有什么药品，只能给他用一些一般的消炎药。也就是保守的一些疗法，所以他感觉到自己的病非常重。因此有一次私下里他就跟母亲讲，说咱们制订个五年计划吧，我争取再活五年，把日本鬼子打败，那时候我就安心了。
一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很高兴。又私下跟母亲说咱们再制订个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吧！解放战争以后，他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建国后的军队领导工作，后来他讲他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
记者：从1942年起，罗帅的肾病就比较严重了，但他总是坚持在一线。我听说抗战大反攻的时候，罗帅正好因为肾病加剧躺在病榻上指挥战斗，有一次前线吃紧，他要亲临战场指挥，您母亲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拦着不让去，听说几乎从来不发脾气的罗帅也大发雷霆？
罗东进：这是我看到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架，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吵架。
当时山东整个形势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发展很快，而且解放区连成一片，但是剩下一个临沂正好在几个解放区的结合部，不把它拿下来，山东整个形势就会有诸多问题，所以最后下决心要打下临沂。
打临沂的时候，临沂有三支伪军部队，还有费县来了一个大队，还有临沂的保安队，一共有四千多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在那里，所以这四千多伪军就固守。打临沂时因为有好多部队，不是一个建制的，所以互相之间的协调也有些问题。为了把临沂打下来，我父亲让山东军区的参谋处长李作鹏到前线去，指挥部队攻了好多次都攻不下。父亲感到山东的局势关键在临沂，临沂要拿下来了，解放区就连成一片了。他当时病得很重，又正在尿血，尿出来的尿，拿瓶子装着都是红的，就这样，他还要到前线去，他就叫警卫员赶快去备马，这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找不着马夫。
他说：“乱弹琴，你们搞什么名堂，你快去找马去。”
这时候我母亲就从外面进来了，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让马夫把马牵走的。”
我父亲看警卫员在旁边不好发作，警卫员出去了之后他就朝母亲嚷开了：“谁给你的权力这么做的？”
我母亲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能骑马，你还要到前线去，你不要命了？！让你好好休息。”
我父亲说：“休息！休息！打不下来临沂我怎么休息？！”
然后急了就说你这样做，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我母亲也急了，说那我不是共产党我还是国民党啊？说着就流泪了，跑出去把黎玉找来。黎玉见了以后就劝说，说咱们是不是把李作鹏叫回来，然后大家在一起商量。一方面加强部队间的协调，另外是不是从底下挖地道，到城墙下面把炸药放进去，把城墙炸开。这样李作鹏又回到前线，重新组织了部队，组织人员挖了地道，我印象中炸药很多，是用棺材装着推到里头去的，后来把城墙轰开，临沂也拿下了。
记者：罗帅总是这样坚持在一线，所以后来病情的加重应该是积劳成疾的结果吧？
罗东进：我父亲到了1943年以后就开始尿血，身体很不好。开始作战时一直骑马，以后根本不能骑马了，就坐在担架上指挥。有好几次他向主席提出来说：“山东形势复杂，意见不统一，既然是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去治病或者是回延安学习？”主席都不同意，还让他照样在山东。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山东去了一个罗荣桓，这一盘棋就活了。”这样，他的病一直到了东北，最后到了苏联红军的医院，确诊他是肾癌，让他到苏联莫斯科去治。以后就是在1946年吧，1947年，到苏联去切了一个肾，把左肾拿掉了，才好了一些。
当时他做肾切除的时候，我母亲在家里很着急，因为医院里不让去，就打电话说做完手术了，已经到病房了，你下午可以来看。我母亲下午去的时候，说还在手术室，我母亲就急了，说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做了手术以后，是把一个肾切除了，但是伤口没缝合好，线崩开了，大出血，又推回手术室，这时候麻药的劲过去了，但是又不好再打麻药，就硬那么缝，我父亲就硬挺着，连哼都没有哼，医生把手术处理完了以后，就伸着大拇指说，你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手术完了以后，我记得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就起床走路。
遗言
“父亲临终时跟我们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罗东进
记者：罗帅病危的时候，学校通知您回北京看望父亲。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对您说了什么？临终的时候对孩子们有什么交代？
罗东进：他切除一个肾以后，1963年秋天，另一个肾又得了肾盂肾炎。从那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以后住进北京医院就是尿毒症。现在对这种病有很多治疗方法，像腹膜透析、血透和换肾，甚至还有人工肾，但是那个时候这些条件都没有。所以他的情况就很严重，因为肾功能没有了，血液里的毒素要往外排怎么办呢？就通过汗液，通过这个系统，所以皮肤都发白，然后就痒。因为几乎尿不出来，喝进水后都在肚子里头，腹水也长出来了，非常痛苦。
另外经常昏迷，以后看他这么严重了，医院里就给我母亲建议让孩子们回来，母亲就通知了我们。我听了这个消息脑袋一下子就蒙了，我感觉到他病得很严重，就赶紧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往北京赶，虽然火车跑得很快，但是总觉得慢，我希望父亲这一次还像过去几次一样再能够转危为安，能够熬过来，等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
我守在他旁边，好长时间他醒过来了，看了我一眼，显得有点不高兴，他就问我：“东进，你怎么回来了？我生病有医院的医生护士照顾，哪需要你回来啊！你为什么不学习往回跑啊！”后来我就讲，我说别的同学父母有病都可以回来看看，你病得那么重我也回来看看你啊。医生护士在旁边也说他应该回来啊。我父亲说：“东进啊，你是高干子弟，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你不应该这样啊……”说完他就昏过去了。
以后这些天他总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因为尿毒症最后就是这种症状。
到最后他经常要求站起来，对医生护士和我们说，你们不要帮我，我要自己站起来，我能站起来我就胜利了，他还要克服这个重病，还想再站起来继续工作，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他有一天昏迷过去了，时间比较长，醒来之后，我、我妹妹、我妈妈都在身边，他看了看我们，拉着我母亲的手，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就从现在的房子里搬出去，搬到一般的普通的房子里去，不要在这儿住了。”然后他又跟我们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他还说：“我这一生走对了一条路，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跟着毛主席走。”
罗荣桓的去世让毛泽东夜不能寐，几天过去了，毛泽东仍然走不出悲痛，他拿出笔，写下一生中唯一一首悼念战友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文章摘自《往事亲历》 作者：郭战平 赵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