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锋：考核行政化标准不应破坏学术生态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学术GDP能力考核，其根源还在于行政力量在高校管理的强势地位，而让其“余热”扩散到学术评定上来。不可否认，这既是“无奈”，也是必然。一方面，管理评价部门目前还找不到比数字“更令人信服”的评判标准；另一方面，这也是对行政权威膜拜的必然，毕竟，行政化的“惯性”，让他们没有多余的“自由空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存在即是合理”。

　　事实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但现实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在僧多粥少的职称评定竞争中，能力强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量的积累”，是否产生GDP简单累加效应而取得分数上的优势，从而挤过独木桥。这就让“苦逼”的高校教师忙于发论文、找课题，用功利式的学术“成果”来替代潜心研究的坚持和韧劲。自然，所谓的成果也只能是“学术快餐”，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当然，学术“快餐化”的趋势既不是管理部门的初衷，也不是高校教师的本意，而只是在没有科学标准下的“不得已”，只是在没有改革动力下的“得过且过”。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都已经放弃了“不以GDP论英雄”，而我们的高等院校却还没有做出相应的举措，没有制定学术评判的“生态标准”。从根本上说，不是我们没有条件，而是没有改革的动力，没有改革的决心，才使我们迟迟没有走出学术评定的困境。

　　为此，我们不妨看看国外，在美国，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但指标却相对灵活，“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相反，在我国，指标是确定的，标准却是灵活的，这就给操作过程太多的“自由空间”，学术腐败、潜规则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学术评定无形中就多了几分“铜臭味”。当然，我们不是一味膜拜国外学术评定模式，但至少国外模式可以印照出我国职称评定的不足，在能力和数量的平衡问题上，我们确实还是有所欠缺，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要从根本上防止学术评定的“GDP论”，还需从学术评定的制度设计上做文章，需要在改革的决心上下功夫，需要在学术的质量水平上加砝码。在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衡量上，我们曾经过于追求GDP，结果伤害了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学术环境和自然环境一样，倘若我们还不放弃追求学术GDP的错误价值观，那还必将歪曲我们的评价标准，最终伤害到我们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