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怎样以革命操纵民意 让知识分子心惊？

　　《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英]以赛亚·伯林著 [英]哈代编 潘水强 刘北成译

　　传统民族工艺品套娃，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斯大林和列宁等前苏共领导人分别套了进去，但没有执政时期最长的勃列日涅夫。

　　不同的“现场观察”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条件，一方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语言优势，另一方又有“旁观者清”的理性角度，所以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自如感和整体视角。《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铁幕下的苏联访问，虽然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所以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当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并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的独特视角。

　　阅读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酣畅淋漓。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结论，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读了伯林的这本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 （[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69页），国家假装服务民众，民众假装拥护当局的领导和为其工作。这是这种制度下造成人的两面性和应对体制的“政治上的消极性”的必然结果。

　　伯林的这些报告之间的有机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苏联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前的苏联历史书籍都说，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成功地改造了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主动地融合到苏联政权中，又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心悦诚服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但是现在从伯林的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这种讲述模式的另一种解读。